杨生平，首都师范大学哲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一带一路网消息：文化是相对于自然而言的概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精神文化是其核心。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理论文化与世俗文化的影响力渐渐增加，在某种意义上文化已成为当今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文化自信是更根本的自信。随着当今西方文化价值观危机，由传统优秀文化、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组成的中国文化价值逐步凸显。不过，中国文化要实现他人称道的文化自信，就必须要有清醒的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强的过程。

　　继党的十八大提出理论自信、道路自信与制度自信“三个自信”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建党九十五周年讲话中又明确提出了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与文化自信“四个自信”，并认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和更深厚的自信”。这一思想既是对文化在当今世界发展影响力与作用力的准确概括，又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

　　一、文化整体价值凸显与西方文化价值观危机

　　文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概念，仅在西方就有着200多种不同定义。不过，总体来说，学者对文化也有如下共识性理解，即文化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实践中所形成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能力以及所创造出的物质成果与精神成果的总和，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与精神文化；狭义的文化专指精神文化。就广义文化而言，尽管文化存在于物质产品（如茶文化、饮食文化与建筑文化等）、制度与行为之中(任何制度与行为规则都是根据特定文化设定而成，并以一定规范形式加以实施)，但精神文化仍然是它们的核心与灵魂。任何民族与国家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与行为文化都会有精神性的提炼与精神性的灵魂，以此构成民族文化的独特特征且区别于其他民族文化，只是不同民族文化的精神提炼方式与提炼程度是不同而已。一般来说，文化成散布状态，凡是人类行为所关涉到的地方都会留下文化印记与文化特征，但文化却游而不散，其灵魂正是精神性的东西。德国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曾这样说过：“至今为止，我发现没有人仔细考虑过那把一种文化的各个部门的表现形式内在地联系起来的形态关系……他们有谁知道，在微积分和路易十四时期的政治的朝代原则之间，在古典的城邦与欧几里得几何学之间，在西方油画的空间透视和以铁路、电话、远距离武器制胜空间之间，在对位音乐和信用经济之间，原有深刻的一致关系呢？”而就狭义的精神文化而言，它又分为理论与世俗两种形态。理论形态文化是指理论化、系统化的文化形式，包括社会人文文化（一般称为意识形态）与科技文化，世俗形态文化是指处于同一共同体中的人群所共有的风俗习惯、行为方式与交往规则。尽管前者由少数专业人士创造，不像后者那样具有群众性与广泛性，但它却处于社会上层，对后者及至整个社会发展具有定位与导向作用。当然，后者也不是完全处于消极适应前者的状态之中，它会以自身独有的方式渗透并影响着前者的发展，使前者渐渐具有民族形态的东西。更何况后者存在的领域更加广泛，前者不可能完全到影响到其存在的每一个角落，因而使后者在不同历史发展时期具有相对稳定性。不过需要肯定的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与相互渗透，特定时期民族文化的理论形态与世俗形态会渐渐处于融合状态，尽管其中矛盾与冲突仍然不断，但大体兼容甚至统一状态会渐渐形成。

　　当然，在文化问题研究上光理解这些还是不够的，需要重点分析一下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从表面上看，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十分简单，即文化概念外延比意识形态大得多，意识形态只是其中极小一部分——文化的理论形态，但却是其核心部分。但若意识形态果真是文化的核心部分，那么，为什么民族文化没有随意识形态的变化而发生根本变化呢？对此，就必须从文化与意识形态各自产生的角度再深入剖析它们之间关系。一般来说，文化是相对于“自然”而言的，而意识形态则是相对于“经济基础”而言的。面对陌生、异己的自然，人类需要认识与改造两个世界，即自然世界与人自身的世界。表面上看，认识与改造自然世界似乎最为重要，因为人类只有认识自然与改造自然，才能解决生存与发展问题。其实对人类来说认识与改造自身世界更加重要。虽然人与动物同样具有趋利避害的本能，但作为具有精神性的动物，人显然把“安全立命”的问题看得更根本，以求设定并完成人生价值与人生意义的实现。所谓“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意义正是这种文化精神的写照。因此，任何民族的文化都具有明显的人文精神内涵。在此，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关于文化是认知与情感地图和集体良知母体的看法是有一定启迪意义的。他说：“我主张的文化概念实质上是一个符号学的概念。马克斯·韦伯提出，人是悬在由他自己所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我本人也持相同的观点。于是，我以为所谓文化就是这样一些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因此，对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求意义的解释科学。”人类的生存既需要认知地图，也需要情感地图。前者可以更好地指导人类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后者可以确立人类生活安身立命之本。可这不是两张地图，而是二者融为一体的一张地图。这就决定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不是简单地单向适应、认识与改造，更是要适合人类价值与生命意义的适应、认识与改造自然。所以，一般民族文化都体现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甚至表现为人文精神统摄科学精神的价值取向。随着人类认识自然与改造自然能力增强，民族文化会进行一定调适，其内在结构也会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但其人文价值的基本取向却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因为，尽管人类对自然（包括人的肉体存在）和社会认识与改造能力不断增强，但生命的有限性却不会改变，正是这生命有限性确保着民族文化独特人文精神的恒定性。这也是为什么众多思想家十分重视人文传统与教化的原因。因意识形态是相对于“经济基础”的概念，因而它会随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由于经济基础是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生产关系总和，它规定并制约着其他社会关系，由此决定对其反映的意识形态会规约着一个社会整体文化发展方向。意识形态对世俗文化的影响重点表现为对其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前者以自身的核心价值观纠正、改变着后者价值观发展方向，让后者打上明显前者印记。

　　尽管世俗文化影响范围广、意识形态一般不可能影响到世俗文化的全部，但这不意味着意识形态不可能彻底改变一个民族的民族文化。在历史上一个民族文化被意识形态改造的现象并不少见，这也是四大古国文明为什么至今只剩中华文明没有断流的原因。当然，世俗文化也会以心理结构存留等方式对意识形态造成反弹式的影响。所以，马克思说：“一切已死的先辈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只是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为自己效劳，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的一幕”。世俗文化与意识形态能否形成和谐共处甚至互相促进的作用，既取决于意识形态是否具有科学性，也取决于世俗文化是否具有先进性与包容性。当科学性的意识形态与先进性、包容性的世俗文化共存共展时，这个民族或国家的文化将全面促进自然、社会与个人的协调发展。这也是为什么说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与更深厚自信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