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革命文化的批判价值。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志士仁人创立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坚定理想、艰苦奋斗和无私奉献的革命文化，为中华文化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革命文化最重要的价值无疑还是其“破旧”、“立新”作用。打破一个旧世界并建立一个新世界，无疑需要巨大的决心、勇气与毅力。尽管中国传统文化有丰富的优秀成分，但其中的糟粕也并非少量。尽管中华文化有“海纳百川”的精神，但特定的文化结构一旦形成以后就很难从内部突破。只有整体式的变革，才可能拯救中华文化。以牟宗三为代表的港台新儒家曾提出以“内圣开外王”的方法拯救中华文化、解决世界问题并促进中华民族走向民主富强的现代化国家。其动机自然是好的，但药方似乎并不灵验。治国平天下的“外王”光靠个人的道德修养显然是不够的，更应该了解经济、政治与社会发展规律，而这些“规律”却在心外。虽然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天人合一，但它更强调顺天而为，既未能演绎出一套认识自然与改造自然的科学体系，更导致了一定程度宿命论结局。庄子就曾明确提出：“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即使强调“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儒家也说：“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虽然中国传统文化推崇整体主义，但这种整体主义并不是人人自由、人人平等的整体主义，而是一种等级整体主义。孟子曾说：“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虽然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人的精神人格，但它往往是以牺牲人的肉体欲望或生命为代价的，让人们杀身成仁，到宋明理学时期甚至演变为“存天理灭人欲”思想。这些自然不利于人性的解放与个性的发展。也许如一些学者指出的那样可以将孔孟的儒家思想与作为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儒教区分开来，这样可以更便于弘扬与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此，李大钊对孔子的批判是发人深省的。他说：“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因此，革命文化的价值不仅在于其培育出的新文化内容，更在于它敢于推翻旧文化、勇于建立新文化和执着地追求自由的文化精神。它让中华文化永不自满，在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过程中不断吐故纳新，从而使其永葆旺盛的生命活力。当然，今天已不是革命年代，和平发展时期的国家与社会更需要和平发展的文化内容，我们自然不能照搬照抄革命时期的一切文化，但其文化精神却是我们不能忘却的。

　　3、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价值。社会主义文化最根本的内容是它引入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意识形态。这种文化不仅强调人的身心和谐、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以及人与人之间彼此关爱等，更是以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与社会制度建立的方式确保这些目的的实现。仅此，它就与以往文化有质的区别。以往文化要么以“真理性”内容自居最终达到的却是维护特殊阶级利益和统治的目的，要么以人性解放自居最终达到的却是人的片面、扭曲发展。所以，社会主义文化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的统一，是真理性与价值性的统一，具有明显的先进性。由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并不是建立在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生产力发达基础之上，因此，真正社会主义文化内容还不可能一下子在中国实现。当今中国只能根据自身的实际推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践，这样自然会在政策与文化内容上作相应调整。既然不可能一下子实现共同富裕，那就必须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但一部分人富起来自然不是最终目的，其最终目的仍然要达到共同富裕。这样，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就会有一个战略不断调整时期。处于战略调整期的中国自然不可能实现纯粹社会主义文化内容，但其先进性社会制度及其不断发展的过程自然渐渐保证其实现这些目的。因此，当今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不仅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内容与根本制度，还需要切合实际大胆探索与创新新的文化内容，以切合其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等发展。这些正是我们当今已经做了或正在做的工作。

　　三、 文化自信的实现及其条件

　　1、文化自信的条件是文化自觉。文化自信首先必须对文化在当今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有深刻自觉。从一般社会发展规律角度看，经济与政治自然是最重要的，相比它们，文化只是处于从属地位。但要发展经济与政治，就不能简单停留于它们的表面，必须深入到其内部把握其根本规律。由于规律是隐藏经济与政治背后的东西，把握它们不能只限于经验总结，必须上升到思想高度。也就是说，无论总结经济或政治规律，还是把握社会形态的发展，都必须借助于思想式的总结。一个只有经验没有思想文化的国家，是总结不出经济与政治思想的。另外，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角度看，虽然政治上层建筑决定思想上层建筑，但从形成先后来看，是先有意识形态（即思想上层建筑），后有政治上层建筑。这些都说明文化是更深层、更基础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它决定着理论、道路与制度的建设与发展。在全球化发展和竞争时代，社会发展速度与生活工作节奏加快，新旧事物更替频繁，在此条件下想保持竞争不败或取得领先地位，只停留并借助于一种或几种思想显然是不够的（尽管它们都是先进的），必须不断创新新思想、新概念与新思维。更何况今天文化的影响已不完全停留于理论文化方面（即意识形态），生活与世俗文化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当今社会，文化既是软实力，也是硬实力。所以才说文化自信是更根本的自信。其次，必须对已有文化有清醒自觉。正如前文所述中国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都是有生命力与发展前途的文化，但有这些文化并不意味着人们能清楚地认识到它们的价值，更不意味着人们能正确利用好这些文化。在当今的中国仍然存在明显崇洋媚外现象，不少人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能持一个正确的态度，马克思主义在一些领域边缘化的倾向还明显存在。对此，必须要认真引导和说服教育，一些宣传方式也要与时俱进。此外，中国传统文化也并非精良，其中也有不少糟粕之处。若认识不到这些，一味地弘扬与推广传统文化，不仅达不到强国富民的目的，甚至还会适得其反，带来严重的后果。再次，必须对他国文化有正确自觉。文化自信不等于文化自傲，尽管西方文化存在上述所说种种弊端，但可以肯定的是至今为止西方文化价值的生命力并没有终结，相信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它在世界文化发展格局乃至世界整体发展格局中仍将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我们在看到西方文化弊端的同时，要积极利用其有益价值以充实、丰富和发展自己的文化。只有这样，当我们有文化自信的时候，他国人民才会肯定我们的文化自信并学习、借鉴中国文化。只有那时，我们才能自豪地向世界宣称我们的文化自信，就像当今不少人肯定西方文化自信那样。

　　2、文化自信的实现靠文化自强。“事实胜于雄辩”，只有将信心、信念转变为一种强大的力量，才算真正实现了文化自信。可以肯定的是，尽管我们的文化资源很充分，文化基础也很好，但还没有汇成一股强大的文化力量。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在回答记者“中国能不能强大”、“中国会不会对世界构成威胁”问题时所说的一段话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她认为看中国是否构成对世界威胁主要看中国能不能强大，而看中国能不能强大又主要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有没有提出过新思想、新观念、新概念与新思维。在她看来，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使用的新思想、新观点、新概念与新思维都是西方，这样的中国不可能强大，更不谈不上对世界构成威胁。也许撒切尔夫人的认识并不全面，也许时过境迁中国的发展非昔日可比，但可以肯定的是：与综合国力相比，当今中国对世界思想贡献力还不算大，在不少重要世界议题上发声较小，而且影响力不大。要实现真正的文化自信，走文化自强之路，必须做好以下工作：首先，必须创新意识形态与世俗文化相统一的大文化形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优秀文化都是很好的文化资源，但目前它们彼此之间还未做到内在统一，相互处于游离状态。从价值取向上看，它们有内在一致性，如中国古代的“大同”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民为贵、君为轻”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路线与人民性主张以及中国古代思想家重视人的身心和谐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等等。不过，需要强调的是，尽管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思想有十分丰富的治国理政资源，但它并不能胜任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意识形态工作，指导中国当今与未来发展的意识形态只能是马克思主义。儒家的“内圣”开不出经济繁荣、政治民主与社会和谐的“外王”，只有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才能真正帮助中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将把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确立为建构现代生活文化的优秀资源。当然，内圣开不出外王并不意味着内圣不能助推外王。若将《礼记·大学》中的“八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加以现代演绎与开发挖掘，那么，就可以从“格物、致知”中开发出现代中国文化的“科学”精神，从“诚意、正心、修身”中开发出现代中国文化的“民主”精神。这是一种不同西方式的、从我做起和以己及人的内生式的民主。所以，说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不能作为意识形态，并不意味着从它们之中挖掘不出有利于现代社会发展的治国理政思想，只是说这些东西需要仔细甄别和科学开发。其次，必须形成强大的文化创造力。对于文化自强来说，光有思想、有文化和有资源显然是不够的，还需要把这些思想、文化与资源转变成自我观点才行；有自我观点不能说服他人，那影响力还是不够的；有影响力但不能解决现实问题，那也是不到位的。只有不断产生影响他人、影响世界的新思想、新思维与新概念，那才算真正有了文化创造力和真正步入文化自强行列。再次，必须形成爱文化、重文化与用文化的全民动员机制和浓厚文化氛围。现代社会的文化创新已不在停留于以前的专业知识分子，社会所有行业都需要文化创新且都有可能实现文化创新，所以，在重点培养知识分子的同时（知识分子仍然是现代文化创新的主力军，而且他们创建的理论形态文化影响力更大），要提高全体国民的文化素养，建立促进全民文化创新机制和培育深厚的文化氛围。

　　总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仅要让世界知道‘舌尖上的中国’，还要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让世界知道‘发展中的中国’、‘开放中的中国’、‘为人类文明作贡献的中国’”。当然，我们更需要让世界知道“文化上的中国”，一个真正拥有并能得到他人肯定的文化自信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