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文化内部而言，意识形态与科技文化的影响力无疑是最为重要的。可是，随着上个世纪中叶西方国家进入信息社会与后工业社会以后，世俗文化的影响逐渐增加。首先，文化已经转变成一项产业，其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比重渐渐增大；其次，随着消费社会的来临，物质产品的文化附加值渐渐增大，相当多物质产品的市场走向越来越取决于文化象征意义；再次，人们的生活方式、消费方式、休闲方式与娱乐方式也渐渐成为一项可以包装的产业，其基本价值理念的影响力与作用力越来越大。换言之，随着社会发展以及物质产品不断丰富，文化在生产与消费中的作用渐渐增大，文化整体价值逐步凸显。

　　就目前世界范围内看，西方文化价值观影响力成为最强音。首先，以自由、民主为核心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空前活跃。不可否认，“二战”以后随着国家干预资本主义问题出现和苏联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弊端暴露，新自由主义和西方政治思想影响空前甚至波及全球。一时间，“历史终结论”和“意识形态终结论”呼声不绝于耳，以自由、民主和人权为核心的西方价值观被吹棒为适合全球发展的“普世价值”。“历史终结论”代表者福山在其代表作《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封面上就打上了这样字样：“自由民主的理念已经无可匹敌，人类历史的演进已经走向完成”。其次，西方世俗文化影响力也空前增强。随着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产业发展与壮大，美式电影、音乐、文艺和音响等影响力明显增强。他们在取得巨大利润的同时，也在向全球传播与渗透西方式的生活方式、娱乐方式与休闲方式。一时间，人们谈论音乐必然指向格莱美，谈论电影必然指向好莱坞，谈论科学必然指向诺贝尔，等等。难怪一些西方人相分自信地说，只要有“三片”（麦当劳的“薯片”、好莱坞的“大片”和英特尔的“芯片”）就可以称霸天下。

　　不可否认，西方文化价值观有一定的合理性与生命力。它们在助推市场经济发展与民主政治建设上有其独特的价值，其快捷、方便、休闲与娱乐的世俗文化也有利于人性的发展与个性的解放。但与此同时，共缺点也明显存在，西方文化整体价值观弊端也渐渐充分暴露。可以肯定地说，西方文化基本价值观危机渐渐到来。从意识形态方面看，自新自由主义流行以来，西方社会乃至全球贫富分化日趋严重，经济发展一直处于萎靡不振状态。西方式的民主也带来了两方面问题：一方面是一些西方国家以胡萝卜加大棒的方式在亚洲与非洲等地强行推广西方式民主，其结果不仅未能如愿，还把不少国家带入长久的战火之中，使这些国家一直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另一方面是长久的西方式民主强化了西方社会民粹主义思想抬头，社会撕裂现象渐渐呈现。目前美国总统大选候选人之间相互恶语攻击且民众能够接受就是明显表现。面对西方自由民主带来的棘手问题，连原先为此感到十分自豪的福山也不得不在其新著《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中修正自己的观点，认为“强政府”比法治、民主更加重要。

　　就世俗文化而言，西方文化也有如下问题：首先，在人与自然关系上，它表现为人类中心主义。自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哥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后，尽管西方哲学也有一定程度的变化，但人类中心主义基本价值已经确立。在西方人看来，人是世界的中心，人类可以通过无限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方式使自然更加适合人类发展。这一思想为西方科技发展与生产力进步创造了有利条件，但与此同时也付出了生态平衡严重破坏的惨烈代价。尽管从目前欧美发达国家情况看，绿水蓝天似乎成了常态，但这一状况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西方人对自然的无限征伐与滥用，更何况他们通过把加工产业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的方法让这些国家承受生态平衡破坏的苦果。此外，西方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还表现在他们过度依赖科技进步上，似乎认为人类没有攻不破的难题，只要人类有需要就可以通过科技突破的方式来实现。吊诡的是，科技无限度发展使它渐渐脱离了人类中心主义轨道，甚至突破人类道德的基本底线，让人类在过分依赖它的过程中渐渐走向一个前途莫测、善恶难辩的未知世界。其次，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它表现为个人主义。西方式的自由、民主与人权等是以个人自由、民主与人权为前提的，尽管这种思想为个人自由独立发展以及个人价值的实现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前提与制度保障，但随着这种个人式的自由民主思想的发展，人与人之间关系问题渐渐紧张，人情冷漠已成常态。面对人间冷情、世态炎凉与精神缺失，相当多的西方人似乎相信人要过两种生活（即工作与日常交往中的“世俗生活”与精神信仰的“宗教生活”）已成为正常人生活的“公理”，并向全球推广这样的生活方式。且不说西方式的宗教信仰能否被其他民族与国家人民接受，单就这种“世俗生活”与“宗教生活”永久式分离方法就无法让人们真正享受到人间温暖与来自彼此之间心灵相通的友情，更不用说激发与调动各种力量建构真正的人间乐园。再次，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它表现为物质主义。尽管西方进入后工业社会后民众的精神需要不断增强，但这种精神需求的实现却是通过物质主义方式来解决的。一方面，西方社会通过不断提高物质购买档次的方式将不同人群加以区隔（所谓名牌、豪宅与限量版等就是明显表现），另一方面，通过不断提升产品形式或不断给产品升级的方式诱使消费者不断更换消费产品。这种通过物质购买实现的精神需求及人群区隔，不仅未能真正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更造成了大量能源、资源与产品的浪费。此外，物质主义方式还使人们的审美需求仅仅停留于感官刺激与愉悦之中，带动并振兴了一个产业——整容业——的发展。与科技发展后果一样，整容、整形业发展在改变人的身体存在样态同时，也把人类带向迷茫的未知世界。对此，法国思想家鲍德里亚曾作这样评论：“被性化的身体现在面临着一种人为的摆布。这种人为的命运也就是性的界线的彻底消失。所谓性的界线的消失不是指解剖学意义上的，而是在更为广泛的乔装打扮的意义上，也就是指性的符号之间相互交往的游戏层面。……总之，涉及人的身体和性的问题，随着外科医术和各种人造技术的发展，人的身体和性都只是变成为像假牙和假肢那样的东西。所以，性的模式转变为性的区别的彻底消失，性的区别的消失又到处成为诱惑力发生作用的场所，这样的状况也就是符合逻辑的。”

　　二、 中国文化的优势和当代价值

　　1、中国传统文化的世俗价值。有着五千多年历史的中华文化不仅塑造了中华文明，也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且不说中华文化让中国一度成为四方来贺、八方来朝的世界强国，仅就对西方社会发展与文明的建构来说就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历史资料显示，自13世纪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游历中国回国发表《马可·波罗游记》后，富庶、稳定和和睦的中国就令相当多西方人深深向往，由此欧洲人几乎做了整整五百年的中国梦。资料证明，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对狄尔泰、莱布尼兹等启蒙思想家思想的形成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到了20世纪中国传统文化的世界作用再度显发，以日本、韩国为代表的“亚洲四小龙”将儒家思想与市场经济融合起来创造了新的发展奇迹。自上个世纪中后期以后，随着全球化发展和西方文化在全球盛行带来的精神失落，不少学者多次呼吁以儒家精神拯救世界。正如一些学者所论证的那样，与西方文化不同，中国传统文化有如下鲜明特征：首先，在人与自然关系上，它强调天人合一。中国早期哲学著作《周易》在卦爻安排上就明显体现了“天时、地利、人和”思想，并提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道家代表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孔子也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行焉，天何言哉？”中国文化强调的“天人合一”并非让人完全被动顺从自然，而是要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利用自然、改造自然。荀子曾说：“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当然，“天人合一”也具有明显的尊重自然、爱护自然“民胞物与”思想。北宋张载说：“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其次，在人与人关系上，它强调整体主义。《礼记·礼运》中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孔子主张“仁爱”，强调“仁者爱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老子也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可以说注重社会整体发展与人际关系和谐的整体主义已构成中华文化的鲜明特征，它在推动中华民族发展的同时，也培育了中华儿女的家国情怀。再次，在人与自身关系上，它强调精神人格。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十分重视人的精神存在，孟子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并以养“浩然之气”等方法提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培育人的精神人格的方法。这些措施与方法已构成中华文化独特的精神气质。上述特征恰好是当今世界发展所欠缺且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