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丝路文化网消息：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中国的长城；

　　用我们的文化，铸成华夏的灵魂。

　　“在文化的领域中，我们看不见现在的中国了。中国在对面不见人形的浓雾中，在万象蜷伏的严寒中：没有光，也没有热。为着寻觅光与热，中国人正在苦闷，正在摸索，正在挣扎。有的虽拼命钻进古人的坟墓，想向骷髅分一点余光，乞一点余热；有的抱着欧美传教师的脚，希望传教师放下一根超度众生的绳，把他们吊上光明温暖的天堂。但骷髅是把他们从黑暗的边缘带到黑暗的深渊，从萧瑟的晚秋导入凛冽的寒冬；传教师是把他们悬在半空中，使他们在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虚无境界中漂泊流浪，憧憬摸索，结果是同一的失望。”这是七十年前“十教授”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中的一段述说，也是当时国人精神状况的写照！1958年，“四学者”发表了《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2004年，“七十名人”又发表了《甲申文化宣言》。

　　这些“宣言”或慷慨激昂，或如泣如诉，或语重心长，或据理抗争，然而，言者谆谆，听者邈邈。其中缘由自然有情境的局限，但其本身的弱点亦难辞其咎。“三五”宣言不过是空泛乏力的笼统表态；“五八”宣言多是曲高和寡的哲学论辩；“零四”宣言无非是不疼不痒的官样声明。它们或轻描淡写，言不及义；或言之无文，意犹未尽；或艰涩难读，玄奥费解。时至今日，上述宣言所担忧的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兹不揣冒昧，草此谏言，愿共商于同道，就教于天下。

　　一、近代以来，西方世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由传统社会转变成了现代社会，由农业社会转变成了工业社会，由自然经济社会转变成了商品经济社会，由乡土社会转变成了城市社会。随之而来的是声光化电取代了斧镰犁锄，坚船利炮取代了短剑长矛，现代企业取代了传统行会，高楼大厦取代了茅屋草房……对于这一切巨变，清朝的皇帝们昏然不知，继续演绎着东方大国的美梦；大臣们浑然无知，正在权力的角斗场中杀得乌烟瘴气，死去活来；百姓们则是茫然不知，或者挣扎在水深火热的生活中，或者拼搏在科举取仕的考场上，或者悠闲地欣赏着男人的长辫、女人的小脚以及太监的尖音。

　　当两种力量悬殊的文明相遇时，那情景自然不难预料。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打断了紫禁城的春梦。洋人新式武器轻而易举地打开了封闭已久的国门。随之而来的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使华夏文明经历了怎样的屈辱，炎黄子孙遭受了怎样的涂炭！曾几何时，人们还以天朝的国民而自豪，转眼间便成了只能与狗为伍的贱民；曾几何时，中国人还是东亚文明的“模特”，转眼间却变成了不可救药的“东亚病夫”；曾几何时，日本还是中国的虔诚学徒，转眼间却一跃而成为东亚豪强，竟把“师傅”当作嘲笑的对象和施虐的玩偶。

　　于是，一场救亡图存、救国保种的悲壮努力开始了。志士仁人自强不息，社会精英奔走呼号。然而，北洋水师的灰飞烟灭，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表明了仅仅改进器物并不能御敌；维新君子的赴死逃亡，标志着戊戌变法的失败，说明了单纯的制度改良也是死路一条；辛亥革命的一举成功，结束了数千年的专制统治，但袁氏的野心又把民主的追求化为泡影。随后的外敌宰割和军阀混战，使中国陷入了混乱，跌入了深渊。巍巍长城回荡着炎黄子孙的悲声，滚滚黄河流淌着中华儿女的血泪。人们不禁要问：中华民族为何落到这般田地？为何?? 究竟是为何???

　　当器物的抗争与制度的改良相继失败之后，一些不无善良的文化精英们，开始把疑问的目光投向了传统文化。于是一场对传统文化的审判和讨伐就开始了，如果说“五四”运动是讨伐的第一波，那么20世纪70年代的“批孔运动”可算是第二波，而20世纪80年代末的“河殇时代”掀起了第三波。

　　在对传统的“反攻倒算”中，遗产成了包袱，传统成了累赘，历史成了罪过，文化成了垃圾。于是，儒教成了“吃人”的罪魁祸首，它的创始人自然难逃口诛笔伐的厄运，就连他的头形也成了罪状之一。道教成了玩世不恭的替罪羊，老子获得了“滑头鼻祖”的封号。佛教被作为“封建迷信”和蒙人鸦片，释迦牟尼具有了江湖骗子的恶名。一些人带着一种文化负罪感反省“原罪”，背负沉重的历史歉疚感忏悔过去。在这些人眼里，黄河成了诅咒的对象，因为它代表着黄色文明。黄色文明是失败和落后的标志，而蓝色文明则是胜利和先进的代表。龙的图腾成了一种原始凶兆，作为龙的传人是一种耻辱。长城是怯懦的遮风墙，筑就了国人天生的软弱性格，成了中华民族悲剧的纪念碑。爱好和平是胆小懦弱的借口，提倡和谐是逃避矛盾的遁词，谦让意味着不思进取，含蓄代表了是非不分。于是，他们恨不得用自由女神替代观音菩萨，把龙的图腾换成狼的图案，把孔庙换成教堂，用耶稣替代孔子。一些人恨不能使黄河倒灌，黄水变蓝，把长城换成迪斯尼公园，把天安门换成凯旋门，把紫禁城改成卢浮宫，把莫愁湖改成多瑙河。这是多么悲壮的“文化献祭”，多么彻底的“传统掘墓”，多么勇敢的“历史鞭尸”，多么伟大的“精神放逐”！

　　二、不知从何时开始，我们进入了一个“西风压倒东风”的时代，由此出现了“文化的改朝换代”。于是乎，黄发优于黑发，白皮优于黄肤，西装优于唐装，短裙优于旗袍，面包优于馒头，可乐优于龙井，油画优于国画，阳历优于阴历，《圣经》优于《论语》，《民法大全》优于《唐律疏议》，平安夜优于除夕夜，情人节优于鹊桥会，蝌蚪文优于方块字……在不知不觉中，我们的文化被“西风”吹得七零八落，甚至连“韩流”也抵挡不住。一种文化失语症如同疯牛病一样四处蔓延。一些舶来品披着“时尚”的外衣，举着“先进”的标牌，大行其道，畅通无阻。似乎西方的月亮圆，中国的月亮扁；中国的马屁臭，西方的马屁香；西方的跳蚤眼皮双，中国的跳蚤眼皮单；西方的蟑螂酒窝深，中国的蟑螂酒窝浅。

　　于是，一幕幕文化的荒诞剧轮流开演了：新东方的超市贩卖的却是旧西方的货色，本土化的老店兜售的却是崭新的洋玩意；严肃的历史题材被戏说成打情骂俏的闹剧，庄重的现实舞台充斥着吊儿郎当的杂耍。一曲痞味十足的“老鼠爱大米”走俏大江南北，一句流里流气的“翠花上酸菜”风靡长城内外。在生活逐渐“麦当劳化”的同时，一些女孩们正在争分夺秒地“麦当娜化”。于是，袒胸露臀的暴露癖博得了众多“粉丝”的喝彩，忸怩作态的自贱秀吸引了无数网民的眼球。假洋鬼子与伪嬉皮士异床同梦，洋化瘪三与土产西仔殊途同归。无病呻吟的白脸“小资”与愤世嫉俗的红面“愤青”互相对骂，随后竟发现他们是天然盟友；腰缠万贯的流氓大亨和权倾一时的腐败高官彼此白眼，不久就感到他们是孪生兄弟。看！一些“八九点钟的太阳们”身着牛仔裤，叼着肯德“鸡”，颠着摇滚步，时而若加菲猫缓缓而行，时而如流氓兔疾走如飞，时而如米老鼠楚楚动人，时而像唐老鸭憨态可掬。他们口哼流行小曲：“我是流氓我怕谁，你是盲流谁怕你，流氓爱盲流，就像老鼠爱大米”；“头发是用来涂抹的，身体是用来包裹的，灵魂是用来赤裸的，生命是用来挥霍的……”真是“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

　　在被称为神圣殿堂的学界里，也是西风烈，东风怯，欧言美语乱走穴。于是，古希腊哲学王的头上闪烁着智慧的灵光，自然法成为了一枚法力无边的魔棒；罗马法律家口吐理性的莲花，角斗场中透出了英勇的气概；日耳曼的蛮俗突然容光焕发，神明裁判泛动着超自然的灵性；基督教的王国温情无限，宗教裁判所的火刑仪式显得格外肃穆庄严；英国的“狗法”成了保护人权的法宝，苏格兰学派的“理性人”成了标准的现代人。与此同时，西方世界的各种主义以及“主义”主义争相涌入：存在主义曾几何时一度走红，科学主义继“五四”之后梅开二度，自由主义不辞辛苦三顾茅庐，物质主义无限放大四处泛滥，后现代主义公说婆说五花八门，理性主义祛魅除魔六亲不认，现实主义参差不齐七上八下，实用主义洛阳纸贵八面玲珑，人道主义弦歌不辍九九艳阳，功能主义风光无限十全大补……与各式各样“主义们”批发而来的是一些怪模怪样的洋名词：什么“主体间性”、“视域融合”、“路径依赖”、“开放结构”、“承认规则”、“宏大叙事”、“终极关怀”、“无知之幕”以及“地方性知识”，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作故乡”。种种食洋不化，生吞活剥，活灵活现。学术精英们手捧从西天取回的“真经”，口中念念有词，开始倒腾概念，摆弄话语，迷信逻辑，沉溺方法，醉心范式，编织程序，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少谦虚谨慎之诚，多欺世盗名之虚。

　　在当下的生活世界，到处浮动着存在主义的消遣，享乐主义的放纵，功利主义的浮躁，利己主义的市侩，物质主义的疯狂，消费主义的平庸，表现主义的轻浮，以及犬儒主义的玩世不恭。价值的真空导致了人心失衡，道德失落，傲慢与偏见偕行，执拗与无知并肩；“歌德”的“缺德”与“缺德”的“歌德”比翼齐飞，“拜伦”的“逆伦”同“逆伦”的“拜伦”并驾齐驱；真实的谎言与虚假的真话界线难辨，附庸的风雅与坦诚的庸俗边界不清；空虚的充实包装成充实的空虚，熟悉的陌生装扮成陌生的熟悉。意义的丧失导致了精神流浪，灵魂漂泊，人们不得不用权力的证书来证明价值，用金钱的奖状来表明成功；用一掷千金来显示身价，用卡拉OK来表明存在(即“我喊故我在”)；用“粉丝”的荧光棒来寄托情感，用酒吧的夜光杯来浇释愁怀；用豢养小宠物来化解孤独，用监禁飞鸟来反衬自由；用搬弄“八圈方砖”来消磨时光，用吞食大麻来麻醉神经；用疯狂报复来发泄不满，用结束生命来寻求解脱。于是乎，物欲流，人欲流，流到长江古渡头。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