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以今日观之，中国传统文化良莠不齐，鱼龙混杂，我们复兴传统文化是否意味着不分青红皂白，全盘接收？答案自然是否定的。我们不应让美好的理想为丑恶的现实全面负责，不应让高尚的理论为拙劣的实践全部担罪，不应让正常的理念为扭曲的制度全然受过。用理解历史的心情来思考，传统文化自有其合理性，但以现代的眼光来观察，其中许多内容确有其局限性。传统的“三纲”和“四德”便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我们绝不赞成恢复这些原则。然而，传统文化中还有诸多超越时空的理念和精神，“和谐”、“中庸”的观念，“五常”、“七情”的概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以及“天下太平”、“世界大同”的人类理想，不仅可适用于今天，而且适用于未来。

　　在这两极之间，还有一些文化需要“升级”。我们反对简单的“古已有之”论。这种论调背后隐含的是一种自卑心态，把自己置于“被告”的地位，进行“你有我也有，因此不落后”的弱势抗辩。毋庸讳言，儒家的“民本”不同于现代的民主，法家的“法制”也不同于现代的法治，墨子的“兼爱”不同于现代的博爱，庄子的“逍遥游”不同于现代的自由观，老子的“无为而治”不同于现代的自由放任，“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也不同于现代的社会多元。然而，上述理念并非没有现代价值，只要我们将这些理念加以“升级”，做出符合现代精神的解释，就会赋予它们新的意蕴。对传统文化的再解释并使之获得新的生命力，是实现传统文化“创造性转换”的重要途径。

　　要知道，古希腊的民主也不同于现代民主，古罗马的法治也不同于现代法治。基督教原罪的平等不同于现代平等，行会的自治不同于现代社团自治，自由城市中市民的自由不同于现代公民自由，商人社团的商人法也不同于现代商事法。仅以罗马法而言，它就经历了不断升级的过程：查士丁尼的罗马法不同于古典罗马法，中世纪大学中讲授的罗马法不同于查士丁尼的罗马法，欧陆法典编纂时期的罗马法也不同于中世纪大学中的罗马法！正是通过这种逐渐的升级过程，古老的罗马法才不断实现了转换，从而能够适应变化的情境，能够在现代社会中存活下来并灵光活现。诚然，西方的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传统的超越，但这种超越并没背离传统，而恰恰是在复兴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得以实现！文艺复兴不就是对古希腊、古罗马传统文化的复兴吗？宗教改革不就是在基督教传统内进行的改革吗？启蒙运动表面是与传统决裂，但是其自然法的观念、契约论的理论以及人本主义的精神，不都是对西方传统文化的继承、升级和升华吗？

　　这充分表明，现代化并非与传统截然对立，成功的现代化一定不会全然脱离传统的基础。如果说西方的现代化在继承和发扬自己传统的基础上获得了成功，那么，我们背离自己传统的现代化努力能够获得成功吗？我们必须明确意识到，“传统”与“现代”的划分也是相对的，主要是出于便利分析的考量。历史原本是一张“无缝之网”，许多传统的文化比现代还现代，而许多现代的文化比传统还传统。例如庄子的思想不就很“后现代”吗？而“自发秩序”的观念不就很“前传统”吗？幻想抛弃传统而实现现代腾飞，无异于幻想脱离地球引力而腾空，必然在现实中跌得粉身碎骨。世界上大量西化失败的教训一再昭示，现代化并不等于西方化，盲目模仿西方文化轻则是邯郸学步，重则是东施效颦，最后只会落得“四不像”的下场。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坚决反对那些在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还不具备时，“倡导普遍的禁欲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痛斥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不顾现实条件，“用诅咒异端邪说的传统办法诅咒自由主义，诅咒代议制国家，诅咒资产阶级的竞争、资产阶级的出版自由、资产阶级的法、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

　　人们还记得，殷革夏命，周革殷命，但结果却是“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可见“革命”仅仅是改朝换代，并不意味着文化的断裂。刘汉推翻了嬴秦，但结果却是汉承秦制。鉴于秦王朝蔑视传统、扼杀文化的教训，汉初即恢复黄老之学，汉武帝时开始弘扬儒学，并将儒家思想定于一尊。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历史上入主中原的外族，无不不奉行中国文化。正是利用汉族的文化，他们的统治才得以延续百年。在西方，当罗马人战胜了希腊，他们继承了希腊文化；当日耳曼人征服了罗马帝国，他们继承了拉丁文化，成为基督教的信徒。与欧陆国家相比，英国对待传统文化尤其保守，并在传统的基础上率先实现了现代化。这一切不能不引起我们深思：我们是否应重新反思现代化过程的种种教训？是否应重新调整当代的文化方向，坚持中华文化的主体性，维护汉语文明的话语权？换言之，我们是否应在吸收、借镜、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构建现代文化，发展现代文明？

　　对于上述问题的回答，往往同关于中西文化孰优孰劣的争论密切关联。此种争论由来已久。西化派与国粹派势不两立，革命派与保皇派形同冰炭，改革派与保守派吵得不可开交，新左派与老右派争得面红耳赤。时至今日，这种争论仍是见仁见智，莫衷一是。细而思之，国粹派的抱残守缺固不可取，保皇派的复古倒退更成问题。然而，西化派的动机虽无可非议，但其方法和结论却失之偏颇。西人笔下之历史，多是“成功者的传记”，他们从历史的材料中寻找成功的蛛丝马迹，从传统的文化中提取胜利的“基因”，从成功的结果中反推出成功的“证据”。于是，西方的历史变得越发光彩夺目，西方的文化变得愈益灿烂辉煌。不幸的是，成群结队的国人竟盲目地跟在西方人的屁股后，充当西方文化的拉拉队，并心甘情愿作为老辈传教士的接班“粉丝”。他们往往用现代的西方文化来比较中国的传统文化，用西方文化中的亮点来比较中国文化中的暗点，结果自然是发现西方文化一片光明，中国文化一塌糊涂。于是，维纳斯的断臂、威廉的红脸、查理的秃头、亨利四世的假牙以及路易十四的夜壶，都闪闪发光，具有超现实主义的审美价值。

　　严格说来，西方文化有不同的时段和要素，中国的文化也有不同的时段和要素，很难进行整体的比较。因此，“动的文化”与“静的文化”之分，“罪感文化”与“耻感文化”之别，以及“小人文化”与“君子文化”之判，都失之简单、笼统。但是，如果我们一定要进行比较，大体可把两个传统的相同时段进行比较。由此我们会发现彼此各有短长。平心而论，两种文化确实存有差异，然而过分强调“遗传基因”的差异，彰显各自“天生血统”的独特，则会导致中国文化无望的悲观论。这种逻辑十分简单：她因为不同于西方文化，因而在近代遭致失败，而维持一种失败文化自然死路一条。如果我们透过表象深入观察就会发现，传统中西文化并非截然对立和大相径庭，而是存有诸多相似之处和相通之意。

　　在传统的西方和中国，自国家产生之后，在社会结构上都是特权等级制，在社会关系上都是特权身份制，在价值取向上都是注重克己与内求，反对放纵和外逐。在传统社会，从功能上，儒家主张教化的德治与西方基督教注重信仰的神治，具有异曲同工之趣；中国的“天道”、“天理”观念与西方的“自然法”观念发挥着类似的效能；中国的“天人之约”与西方的“神人之约”都是契约精神的原初体现；中国的“礼”与西方的“法”名虽不同但部分内容的功能却相似；西方中世纪有各种自治组织，如教会、行会、城市公社、庄园以及商人团体等，同样，中国传统的自治组织也名目繁多，社仓、义庄、保甲、团练、私学、书院等便是其中的典型；西方有油画，中国有国画；西方有交响乐，中国有管弦乐；西方有西餐，中国有中餐。它们的名称或表现形式虽然不同，但往往义理相通，功效相似。

　　以现代的眼光来打量，中西传统文化都有污点，古罗马皇帝尼禄的骄奢淫逸绝不下于殷纣，中世纪宗教裁判所对异端的镇压足使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相形见绌，庄园中的农奴比中国的农民更不自由，领主对农奴的初夜权比女人裹脚更不人道，日耳曼人的神明裁判并不比中国古代的神判更多理性，天主教的禁止离婚主义比中国的“七出”和“三不去”更不符合自由精神，路易十四的荒淫残暴与隋炀帝不相上下，西欧封建的等级制与西周的世卿世禄制度颇相类似。除此之外，现代两次世界大战的始作俑者都是西方国家，而法西斯暴政竟发生在20世纪的民主时代，仅仅这两大悲剧就足以使“西方文化优越论”的大王及喽啰们感到无地自容。

　　凡此种种都表明，中西文化并无高下之分，更无优劣之别。科学、民主、法治、自由、平等之类的观念或因素或许在古代曾经出现过，但作为正式的原则或成形的制度，它们都是现代的产物。“现代性”首先“侵入”了西方，西方由此一跃而在世界上占据了绝对优势。现代化并非理性追求的产物，而是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西方现代的民主与法治也并非其传统文化的必然产物，同样是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的产物。大量事实表明，许多现代的原则与制度并非是西方的专利，而是反映了现代社会的普遍需求。我们只要勇于探索和努力实践，就会使它们在我们的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

　　六、现代化的狂飙摧枯拉朽，横扫世界。一顶顶王冠落地，一个个部落消失，一片片森林倒下，一座座都市兴起。现代化的冲击惊魂未定，全球化的风暴业已袭来。天下大势和世界大局发生了巨变，对此不可不察。正所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无论我们是否喜欢，世界都着魔般走向一体化。东京打喷嚏，纽约感冒；夏威夷蝴蝶翼动，新奥尔良便可能掀起飓风，遂导致世界石油涨价，国际经济动荡。香港一家银行出错，巴黎金融市场就会震荡；巴西一宗大型交易违约，伦敦的股市就可能狂跌。全球化为人类提供了新的机遇，但也提出了新的挑战。人类变得比以前更加强大，但同时也变得更加脆弱。世界大战、经济危机、政治动荡、人口爆炸、能源枯竭，生态恶化，凡此种种都困扰着人类。全球化不仅导致了经济危机的全球化，还导致了环境污染的全球化、传染病的全球化、能源危机的全球化、核威胁的全球化、恐怖主义的全球化以及黄、赌、毒的全球化。这预示未来更不确定，更不稳定，也许更不安定。无论如何，现代化的“魔瓶”既已打开，脱逃之魔就无法收回；全球化的“红舞鞋”既已套牢，人类就无法脱下。

　　我们必须面对这个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历史上，人们错失许多机缘，或者出自错误的判断，或者出于执拗的自恃，或者出于对本国的时空方位认识不清。当游牧时代的印第安人遭遇白种人时，他们对于西方的工业文明一无所知，不知道随后进行的是一场力量悬殊的死亡游戏。当清朝的“卫道士”死守祖宗之法时，他们不知道西方发生的现代改革，不知道等待他们的是灭顶之灾。当美国的电子武器瞄准巴格达时，淳朴的穆斯林仍然相信血肉之躯的圣战，不知道自己的敢死队竟不堪一击。

　　全球化是西方坐庄的游戏，全球化正在变成西方化，庄家正在把英语变成国际语言，把西装变成世界服装，把可乐变成人类饮料，把麦当劳变成全球食品，把基督教变成地球宗教，把华盛顿变成联合国的首都，把美国总统变成宇宙大帝！

　　伴随全球化的进程，冲突越来越多，种族冲突、民族冲突、利益冲突、文明冲突以及意识形态冲突等，五花八门。对于爱好和平的民族来说，这些冲突理应通过和平方式来解决，理性的谈判，平等的对话，自由的讨论，良性的沟通，善意的和解，都是优先选项。在一个多元的世界，多极的文化和多样的文明本可互相理解，彼此宽容，取长补短，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然而对于西方的某些经济强权、政治霸主和文化帝国主义者来说，他们已经习惯于在人类世界中独占鳌头，独领风骚，独霸天下，独断专行。他们以为世界只能有一个上帝，天堂只属于基督徒，“魔戒”只能为白种人拥有。照此逻辑，他们自然不能容忍一个异类文明——中华文明——的崛起。

　　在冷战结束后，西方把意识形态的对抗转变为文明的竞争。霸主在没有对手之时感到孤独，当看到中国的崛起便忧心忡忡，遂以丰富的想象力把中国作为假想敌妖魔化，贴上“黄祸”和“中国威胁”的标签。发动战争的理由已经找到，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可绅士般地投下挑战的白手套。实际上，西方所操控的全球化对中国的挑战多于机遇，打压多于支持，强迫多于协商，威胁多于合作。近代以来，这种威胁从来没有停止过，今天的威胁不过是过去威胁的继续。如果说有什么变化，那就是威胁者变得更精明了：加害人摆出一副受害者的姿态。为此，我们必须忧患意识长存，心里长存“生于安乐死于忧患”，口中常念“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当代世界的竞争主要是科技创造力的竞争，自主创新已经成为影响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当手持木棍和石器的初民面对铁器和弓箭，其胜败的结果不言自明；当手持大刀长矛的义和团面对西人的洋枪洋炮，其悲剧不可避免；当伊拉克的火枪火炮面对美国的电子武器和信息战，其覆灭的灾难早已注定。

　　如果这一切并非危言耸听，那么我们就需认真对待了。令人欣慰的是，我们已经开始强调自主创新的战略重要性。然而，自主创新需要经济条件、制度支持和文化环境。衣不遮体和食不果腹难以自主创新，知识老化和信息封闭难以自主创新，人心浮躁和急功近利难以自主创新，官僚欺压学者和“劣币驱逐良币”难以自主创新，思想僵化和精神萎靡难以自主创新，缺乏人文精神和自由意志难以自主创新。因此，我们必须摒弃一切妨碍自主创新的僵化教义和现行体制，营造一种新的创新环境。否则，落后就要挨打，缺乏创造力就要灭亡。

　　我们不要以为文化之旅只是学者的精神会餐，不要以为文化之论只是方士的屠龙之术，不要说怀念传统文化是一缕美丽的思乡病，不要说复兴传统文化是一支浪漫的幻想曲。文化是社会的“软件”，没有它“硬件”将无法运行；文化是制度的环境，没有它制度将形同虚设；文化是人类的精神家园，没有它我们将无家可归；文化是意义的资源，没有它我们将变成孤魂野鬼，行尸走肉！

　　中国文化是我们的精神长城，华夏文明是我们的血脉黄河，中华民族是我们的灵魂泰山。中华民族要在未来的文明冲突中得以延续，必须万众一心，卧薪尝胆，励精图治，不断增强文明的实力，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恢复中国文化。没有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就不会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当此之际，我们无论出于个人的偏私、党派的偏狭还是意识形态的偏见，拒绝这种选择，浪费这个良机，都可能使中国再次面临危机，甚至再度陷入劫难。那样，我们就是中华民族的历史罪人。

　　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此其时也！

　　华夏文明的伟大复兴，此其时也！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此其时也！

　　全世界华人联合起来！

　　盘古挥兮分浊清，

　　女娲炼兮补颓倾，

　　夸父追兮烈焰腾，

　　嫦娥奔兮皓月明。

　　昆仑起兮跃太空，

　　黄河吼兮卷长风，

　　长城舞兮贯西东，

　　泰山挺兮傲苍穹。

　　荆玉识兮阴山晴，

　　河图出兮乱世平，

　　凤鸟至兮死复生，

　　神龙归兮再显灵！

　　高鸿钧

　　乙酉年重阳于清华园

　　高鸿钧，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本文稿发表在《清华法治论衡》第7、8两辑的卷首语，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鲁楠、支振锋和马剑银参与了初稿讨论，他们的建议使本文增色不少，在此特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