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欲望无边，苦海无边，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我们并不反对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多元与多样，也不主张回到一致和单调的时代。我们所担忧的是，在西化的大潮之下，中国文化被吞没，由此丧失了文化的自主性和话语的主动权。文字的西化导致了文化失语，致使汉语所承载的文化意义被偷偷置换，由此引发了本土文化的萎缩和传统价值的衰落。西方文化有其特定的意义向度和价值取向，它们是西方历史传统的产物，与西方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密切关联。这些意义系统和价值体系对于西方人来说也许是“真经”，但是它们未必适合东土。中国人有着自己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并有着不同于西方的社会情境。西方的意义系统无法安顿中国人的心灵，西方的价值体系无法为中国人的生活提供指导。在生活世界中，中国传统文化的失落导致了生活意义的丧失，传统价值的颠覆导致了社会的混乱，而西化无法弥补这种意义缺失，无法消除这种价值混乱。

　　天道有常，事有不变者，“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道天理，世道人心，上通千古，下达万世。我华夏文明道统一脉，古今相通，诚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文化的人生理想；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中国文化的人格理想；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爱，兄弟有情，朋友有信，是中国文化的人伦理想；国家统一，社会安定，人际和谐，经济繁荣，政治清明，司法公正，生活富裕，是中国文化的社会理想；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贵君轻，官清吏廉，国泰民安，是中国文化的政治理想；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衿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世界大同，是中国文化的未来理想。凡此种种，多是常情常理，在今天仍然闪闪发光，熠熠生辉。

　　同西方文化相比，中国文化尚含蓄而不尚外露，尚自然而不尚雕琢，尚质朴而不尚奢华，尚均等而不尚差异，尚安稳而不尚变动，尚中庸而不尚极端，尚和平而不尚武力，尚和谐而不尚冲突，尚调和而不尚斗争，尚天人合一而不尚天人分立，尚物我两忘而不尚主客分明，尚心物一体而不尚心物两分，尚主体互动而不尚个人独行，尚人际共享而不尚个体自足。冷静思之，中西文化各有千秋。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一些人早已把自己的文化当作“封建遗毒”和“历史渣滓”批得体无完肤，骂得狗血喷头，“打倒”之后还要踏上一万只脚，让它们永世不得翻身。于是，在破旧立新、弃旧图新的一片欢呼声中，高歌猛进地步入了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权力腐败，翻云覆雨；金钱恶争，波诡云谲；尔虞我诈，防不胜防，天天过愚人节；骄奢淫逸，趋之若鹜，夜夜是狂欢夜；弱肉强食，小民求告无门；张冠李戴，冤者呼天不语；父子不亲，夫妻无爱，兄弟薄情，朋友无信；唯利是图，人格大减等；疯狂索取，欲望大比拼。于是，一些黑心奸商忽悠“上帝”，红顶贪官鱼肉百姓，白衣天使猛宰患者，绿色园丁豪夺“花朵”。凡此种种，不是礼崩乐坏又是什么?

　　科学可尽物之性，而不能尽人之性。自然生态日渐破坏，人类生存环境不断恶化，连新鲜空气也成为了稀缺资源！人类中心主义的狂妄已经得到天公的报应，挑战和征服自然的莽撞已经自食恶果，于是人们开始自问：天人合一和物我两忘的理念是否比天人对立和主客分明的哲学更富远见？现代社会中个人主义的取向虽然增加了个人自由，但同时导致了人际疏离，人情冷淡，人心孤独，于是人们逐渐反思：个人独行和个体自足是否比主体互动和人际共享更胜一筹？

　　法治或可求理之直，却不能致心之诚；或可遏恶之行，而不能育善之心。在一个缺乏诚信的社会，再严密的合同也苍白无力；在一个不信守规则的国度，再完备的法条也无济于事；在一个民不畏死的地方，再严峻的刑罚也无可奈何；在一个人情冷漠的世界，再健全的法治也无可救药。发达的科学能够给交道的路口装上探头，但不能给每个司机的心里装上“探头”，有效的法治能够给高速公路配备交警，但不能给司机的内心配备“交警”。科学和法治的发展能够为老年人提供物质生活的保障，但不能提供类似儿女孝心的心理温情。

　　当传统文化被扫荡殆尽，当华夏的美德被洗劫一空，当本土的价值被彻底颠覆，我们的生活世界“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它不再能提供生命的意义，不能再生成正当的规则，不再能培育健康的人格。于是乎，现代的中国人在精神上被连根拔起，丧失了立命的根基，人生的方向，生活的意义，健全的人格，悬浮在欲望的太空间，漂流在本能的激流上，游荡在精神的荒漠中，呻吟在灵魂的废墟里。这一切都是现代化的产物，都与西化密切相关，都是传统文化失落的副产品。现代化虽然为我们提供了发达的器物和精巧的技术，为我们提供了高楼广厦的舒适和声光化电的便利，却没有为我们提供精神的家园，没有为我们提供灵魂的栖所；没有什么能够安顿我们的心灵，没有什么能够抚慰我们的心性，没有什么能够滋润我们的心田。西化把我们驱赶到极端的效率轨道，功利主义的竞争与个人主义的角逐愈演愈烈，而这导致了人心失衡，人身失调，人际失和，人世失安；致使我们心性烦躁，心气浮躁，心情急躁，心灵枯燥。历史和现实都一再昭示，上帝并不能拯救我们的灵魂，因为我们的文化一向是人本取向；耶稣不能救赎我们的“原罪”，因为我们从不相信人生而有罪；圣诞节和复活节对我们生活的意义不大，因为它们不属于中国人的故事！

　　哀莫大于心死，悲莫过于神伤，祸莫患于性贪，乱莫甚于德丧。人们依稀记得，当年的秦国所向披靡，横扫六合，天下归一。然而，其穷兵黩武有力统一国家，却无力使社会聚合；其严刑峻法有力制服世人，却无力使天下归心。由于社会道德沦丧，人心混乱，寄望万世一系的秦王朝，竟二世而亡。人们也依稀记得，当年的罗马军团所到之处风卷残云，各族纷纷归顺。帝国的版图横跨欧、亚、非三大洲，是何等强盛！然而，罗马社会世风日下，人们开始陶醉在歌舞升平的大好形势下，沉湎于骄奢淫逸的幸福生活中，社会的腐化堕落使强大的国家虚有其表，当日耳曼人挥戈南下，帝国不堪一击，迅即土崩瓦解。由此可见，文化颓而道德丧，道德丧而社会乱，社会乱而国家亡。此种道理，可不察乎？此种教训，可不警乎？

　　如果说传统文化的解体导致了价值真空，如果说现代化和西化都不能填补这种真空，那么，请回被放逐的传统文化，恢复已失落的传统美德，是否为一种现实的选择？我们高兴地看到，构建和谐社会的观念已经成为国人的共识，而这正是复兴传统文化的观念起点。我们开始意识到：建设之世不需要破坏之论，发展之日不需要倒退之言，安定之邦不需要冲突之说，和谐之国不需要斗争之理。和谐，是华夏文明的遗传密码，是中国文化的内在精髓，是中国人的精神归宿：与天合神，其乐无穷；与地合德，其乐无穷；与人和睦，其乐无穷！

　　四、人们不禁要问，既然传统文化有种种益处，我们为什么要过现代生活？我们是否应回到古代去？笔者以为，人类必须面对现实。我们已经迈入了现代社会的门槛，一个成年人无论如何怀念无忧无虑的童年，都无法回到孩提时代；一个现代人无论多么眷恋传统的“黄金时代”，也都无法返回过去。现代社会纵然不尽如人意，我们也应对“她”一往情深，因为她属于我们的时代，是我们所生活的时代，也是未来所接力和借力的时代。

　　我们或许偶尔羡慕原始氏族的质朴生活，但未必要回到那种刀耕火种的时代；我们或许偶尔欣赏乡土田园的雅静恬淡，但仍然乐于过现代都市的生活；我们或许怀念古代“郁郁乎文哉”的质朴文化，但同样珍惜五光十色的现代文明。

　　古往今来，事有常变者，“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追而思之，人类由游牧社会而至农业社会，由农业社会而至工商社会，由工商社会而至今日的信息社会。自工商社会以来，人类便进入了现代社会。这个社会不同于传统社会：它是一个市场经济而非自足经济的社会，是一个流动而非凝固的社会，是一个陌生而非熟人的社会，是一个都市而非乡土的社会，是一个契约而非身份的社会，是一个开放而非封闭的社会，是一个多元而非单一的社会，是一个民主而非专制的社会，是一个法治而非人治的社会。

　　在这样一个社会，我们试图运用传统文化来管理经济和运作政治，无论动机多纯，曲调多高，都会因不合时宜而碰壁，至多不过是一曲“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壮歌。由是观之，儒教全面复兴的理想不过是某些新儒家的一厢情愿，“经济儒学”的设想无非是某些书生的迂腐之论，“政治儒学”的论调不过是个别隐士的孤鸿哀鸣。如果说我们可把现代社会分为经济系统、政治体系和生活世界，那么前两个领域则是“理性的王国”，而只有生活世界才是情感的天下和信仰的园地。只有在生活世界，中国的传统文化才能最大限度地重现生机，再显神通。

　　我们也许谴责物竞天择和优胜劣汰的法则过于残酷，诅咒“成王败寇”的市场逻辑过于“结果论英雄”，怒斥金钱拜物教的异化过于乖谬。然而，没有输赢，游戏就要失去活力；没有竞争，人类就会陷入惰性；没有利益驱动，人们没有理由不“搭便车”。说来奇怪，曾几何时还是物品奇缺，样品不售，凭票供应，求人购物。然而市场经济的魔杖一挥，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资源还是那些资源，人力还是那些人力，源源不断的商品却魔术般地涌流出来，铺天盖地的广告在勾引消费者，推销商几乎无孔不入，把消费者“追赶”得走投无路。这就是市场的奇迹，它背后有一只无形之手在施展魔力。没有市场机制就不会有效率；没有效率，人类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就无从提高。“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这是一条再质朴不过的规律，然而人们却常常把它忘记。

　　市场毕竟不是温情脉脉的乐园，那里充满了机会但同时又布满了风险。那里没有家庭的呵护，没有上帝的怜悯，没有菩萨的保佑，没有情人的秋波，没有朋友的关爱，没有诗人的浪漫，没有慈善家的施舍，更没有来世的补偿。那里有的是精明的计算，理性的判断，冒险的选择，激烈的博弈，以及失败的惩罚。当然，要游戏就要有规则，要博弈就要有程序。现代法治恰好满足这种需要，为市场提供了必要的规则和程序。它们保护产权，因为“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它们保障交易安全，因为交易不安全则会无效率；它们规范市场主体和市场行为，维护市场秩序和公平竞争。然而，它们并不保障每个人都“利益最大化”，并不确保每个人都是赢家，因此，每个参与者必须成为理性的“经济人”，学会“游泳”，自主沉浮，自由选择，自担责任。面对如同“赌场”和“战场”的市场，文化、人情和道德之类的软约束，如同手无缚鸡之力的闺中小姐身临杀气腾腾的战场，虽然温柔可人，但毕竟显得软弱乏力。

　　与此同时，现代中国社会是一个大型社会，不同于“小国寡民”的乡土村社，因而不要奢谈什么“无为而治”；中国已经进入了复杂的现代化过程，处在一个历史时间与世界空间的交会处，必须在短暂的时段内应对人类数百年来出现的种种问题，因而所谓的“自发秩序”不过是一种时代倒错的误导。我们的国家需要有效的管理，我们的市场需要有效的调控，我们的社会需要有效的治理。否则我们对外无法从整体上回应国际的挑战，对内无法持久维护和平与安宁。

　　在政治体系中，我们需要强有力的权威，需要强有力的政府，需要强有力的管理者。现代社会的实践表明，正当的权威最有力量，合法的政府最有效能，守法的管理者最有威望。正当的权威、合法的政府以及守法的管理者一道构成善政。在现代社会，无论是实行精英政治，还是“运动政治”，抑或诉诸教化，都不能确保达致善政。相比之下，现代民主基础上的宪政则更行之有效。于是，我们不得不把眼光投向宪政。

　　宪政是西方现代化过程的产物，但绝非是西方的专利。它是人类制度文明的结晶，是人类政治智慧的具体落实，也是人类政治实践的理性总结。它如同市场经济一样，虽然并非万能但却十分必要而有效，虽然形式多样但却精义相通。在现代社会，没有市场经济则无由实现效率，同样，没有宪政政治则无以达致善政。要达致善政虽然涉及的要素和机制很多，但其中一些要素和机制尤其不可或缺。例如，分权制衡、多党监督、司法独立、表达自由、自愿结社以及普遍选举等，就是必要机制。所有这些都是现代民主的应有之义，是现代法治的必备之制，是市场经济的必要条件。当然，中国不必完全模仿西方的宪政模式，应根据自己的情境而因地制宜。在现代社会，倘若我们拒绝这些政治文明的成果，权力腐败的势头就无法遏制，司法公正的理想就难以实现，我们就无法走出一治一乱的历史周期，无法摆脱一放一收的现实怪圈。

　　由是观之，对于现代社会的治理，我们不应笼统对待，而应针对不同的领域加以区别。大体言之，在经济系统和政治体系中应采取制度化的方略，行之以理性，律之以规则，约之以程序，验之以效果。在这两个领域之外的生活世界，则应采用文化整合的进路，育之以德，服之以理，动之以情，达之以性。这样，上述“三个世界”中便有不同的旨向和追求，在它们的“大门”上似可贴上三幅不同的对联：

　　经济系统： 上联：“精打细算，时间即金钱”

　　下联：“开源节流，效率乃生命”

　　横批：“公平竞争”

　　政治体系：上联：“以法限权以权制权以民督权”

　　下联：“用政为民用法护民用理服民”

　　横批：“天下为公”

　　生活世界： 上联：“仁义礼智信”

　　下联：“温良恭俭让”

　　横批：“和谐万岁”

　　这“三个世界”的划分，很大程度是出于理论分析的需要。它们虽然有相对独立的边界，但在现实中往往互相关联，界限不清。经济系统和政治体系是体制化和结构化的领域，由此区别于非体制化和非结构化的生活世界。这两个领域具有追求效率的旨向和理性主义的气质，其区别在于经济系统以货币为媒介，而政治体系以权力为媒介。

　　生活世界是人们日常生活的“自由王国”，那里没有交易谈判、合同签订、营销战略以及破产清算；没有领导训话，政绩报告，剪彩仪式以及思想汇报，有的是日常起居，洒扫应对，朋友举杯，闲庭信步。这个“自由王国”用不着市场规则和博弈技巧，也用不着分权制衡和正当程序，人们的交往规则源于生活，来自实践，心领神会，心照不宣：“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得人一牛，还人一马”，“投之以桃，报之以李”。

　　本来，生活世界是经济系统和政治体系的根基，但自现代以来，这两个领域开始凌驾于社会之上。在当代中国，市场与政府被泛化，货币与权力被神化，致使生活世界到处散发着铜臭味和弥漫着衙门气，生活世界已经为“权力先生”和“金钱小姐”所宰制，“德先生”和“赛小姐”变相失业，“文化先生”和“意义小姐”四处流浪，由此生活世界不再能够提供意义，不再能够生成正当的规则，不再能够培育健康的人格。于是，人们“八小时之外”仍“一脸阶级斗争”；“七仙女下凡”竟“一心要傍大款”；同学聚会，变成了梁山泊排座次；花前月下，变成了WTO攻坚战。

　　上述“三个世界”的界分和关系重构，旨在将经济系统和政治体系从生活世界驱赶出来，从而实现生活世界高度的自主和自治。但这并非意味着这两个领域不再发挥整合社会的功能，而是意味着它们对社会的整合以生活世界的需要为限。这也不意味着它们彻底与生活世界脱钩，而强调它们应植根于生活世界。当市场植根于生活世界，金钱拜物教就会消除；当政府植根于生活世界，权力拜物教就会解体；当“经济人”植根于生活世界，他们有可能成为文质彬彬的儒商；当“政治人”植根于生活世界，他们也许会成为温文尔雅的“文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