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带一路网消息：时至今日，要弘扬传统文化，与其去重复一些古老的套话已陈之刍狗，不如像朱熹那样深入挖掘传统典籍中可以为今天所用的思想资源，做出新的阐述和发挥。照着讲一通适用于教学与普及，顺流而下接着往今天来讲的理论创新则可能更有益于学术和社会。

    一

　　《大学》原是《礼记》中的一篇，作者不详，宋代理学家程、朱给予高度重视，指定为曾子（孔子门徒曾参）的大作，专门拎出来，与《中庸》（据说是子思的大作，他是孔子的孙子、曾子的学生）、《论语》《孟子》并称四子书，后来简称为“四书”，同“五经”（《诗经》《书经》《易经》《仪礼》《春秋》）一道被认为是儒家最基本的经典。

　　《大学》最重要的内容在开头第一段：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新）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

　　这里首先提出三条基本原则，后来理学家谓之“三纲领”：消除昏蔽，恢复自己当初本性的清明（明其明德）；帮助别人，除旧布新（推以及人，使民更新）；最后共同达到最佳境界（止于至善）。

　　这里未曾明言也无须加以证明的理论前设是人性本善，可惜这本性很容易受到蒙蔽或污染，弄得本来的“明德”变为不明，所以要不断地反省自己，改造自己，从而让原先的“明德”复明。“明明德”三个字中的第一个“明”字是个动词，使动用法。

　　如何实现这三条基本原则？《大学》接下来又提出八个步骤，此即理学家之所谓“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里的前五条都属于自明其德的阶段，落脚点是“修身”，此事最为重要，所以下文说不管什么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把自己修炼好了，然后可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一般人其实只要到“齐家”也就可以了，治国、平天下是政治家的事情，但中国古代的儒家都是胸怀大志的君子，所以总要提到这样的高度；那时不知道四海之外还有更广大的世界，否则也许要提到更新全人类，让全宇宙都同此凉热，止于至善。

　　有这样的想法当然是很崇高的，而且作为一种理想，至今没有过时。原始儒家的思想遗产中相当多的成分具有永恒的价值，值得继承并加以发扬。

　　至于怎样来明其明德，传世本《大学》不免有点含糊，特别是放在最前面的格物、致知这两条，语焉不详，不免让全文都有点基础不牢。不知道是《大学》没有讲清楚，还是有关的内容后来亡佚不传。

　　朱熹极其敏锐地抓住这个空档，以“舍我其谁”的阔大气魄为《大学》补写了一段文章，用来具体阐释何谓格物、致知，他用经典式的凝重笔墨写道：

　　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大学章句》）

　　朱熹指出，《大学》的章法是有经有传，亦即主要内容及其注解阐释，“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一段是经（应删去最后的“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两小句），后面有十段是传即对于经的阐释，他把自己补写的一段列为传之第五章，对传之各章的顺序也做了些相应的调整。

　　这里的问题在于怎样实现格物、致知。何谓“即物而穷其理”？按朱熹这里的意见，是说凡物中皆含天理，人们也都有所认识，问题只在于这样的认识往往还是不周全不深刻的，所以还必须“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做些扩大化、深化的工作，争取完全彻底地体认万物中的天理。这实际上是一个自我循环的过程。这里的理论前提仍然是人性本善而且无所不包，只要明其明德，自能达到“知之至”，问题只在于还得不断地努力，“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这其实是一个不断完善自己的道德修养过程，一个近乎宗教式的反复强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需要增加多少具体的知识，而只需强化信念，坚信天理无所不在，只是存在的形式不同，载体不同，这就是所谓“理一分殊”。

　　可见程朱理学之所谓“格物、致知”并不是指如何去认识外物、认识世界，而恰如冯友兰先生所说，“格物，实为修养方法，其目的在于明吾心之全体大用，即陆王一派之道学家批评朱子此说，亦视之为一修养方法而批评之。若以此为朱子之科学精神，以为此乃专为求知识者，则诬朱子矣。”（《中国哲学史》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69页）

　　但是朱熹到底还比较重视外物，承认人们“知有不尽”，所以还要不断地在外物上面去体认天理，争取豁然贯通。这有点近于禅宗旧派之所谓“渐悟”。而以陆九渊、王阳明为代表的另一派哲学家，则不赞成这种慢吞吞的办法。王阳明先前也还在想办法怎样去格物，后来在贬谪之地的龙场驿长夜不寐，忽然悟得，圣人之道，吾性自足，根本不需要去求理于外，而应求理于心。黄宗羲总结王阳明的思想变迁说：“先生之学，始泛滥于词章，继而遍读考亭（朱熹）之书，循序格物，顾物理、吾心终判为二，无所得入。于是出入于佛、老者久之。及至（龙场）居夷处困，动心忍性，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悟格物致知之旨，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明儒学案·姚江学案》）这就颇近于“顿悟”了。

　　这里当然自有理学家不同的讲究。朱熹的公式是心——物——心；而王阳明认为中间那个有待于去“格”的“物”其实是多余的。王阳明的思想也来自《大学》而更为单刀直入，他把格物致知调了个个儿，改为致知格物，这就是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王阳明的公式可以说是心——心——物。其最后一步即所谓知行合一，强调实践与事功，后来影响也非常之大。

　　无论是讲明天理的朱熹还是强调致良知的王阳明，都不重视研究自然，所以也就都没有推动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在一个很边缘的地方自生自灭，总要等到西学进来以后，人们用“格（物）致（知）”二字来翻译指代由外国传来的声、光、化、电等自然科学知识，中国的知识界才如梦初醒：格物原来应当这样的进行！

　　让大量的知识精英和劳动者致力于研究自然，格物致知，发展科技和生产，安顿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又让若干政治精英集中精力去治国平天下，处理好人与人、国与国的关系——这样的道理似大可在今天的大学里来讲授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