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庸之道是孔夫子提倡的一种人生态度和解决问题的原则，但从《论语》一书看去，他讲得并不算多，只不过是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他又说过“过犹不及”（《论语·先进》）这样一层意思，“过”和“不及”都是非中庸的。总起来看，中庸这个话题在《论语》里并不显得很突出；讲得多的还是“仁”和“礼”。
后来出现了一篇以《中庸》为题的单篇专论，引用了许多孔夫子的言论，该文后来收入《礼记》一书。《中庸》据说是子思（孟子曾受业于他的门人）撰写的，这一点现在无从证实，当然也无从证伪，只宜予以承认。孙子继承祖父的思想是常见的事情，不过其间也可能会有些不同。又此文中有“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等句，当在秦统一中国以后，是汉儒的口气了。《礼记·中庸》虽作者难定，行文又多少有些混乱，“文势时有断续，语脉时有交互”（王柏《古中庸跋》），但仍为儒家的基本文献之一。
孔子本来是积极进取的，甚至知其不可而为之，所以碰过许多钉子；到《中庸》的作者已经消极得多了，只说是“君子居易以俟命”，只追求内心的平静和人生的安定。
南宋儒家大师朱熹的一大动作是将《中庸》和《大学》这两篇从《礼记》一书中专门拎出来，与《论语》《孟子》并列，称为“四书”，详加注释和说明，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样《中庸》就升格了，从可供参考的文献之一上升为必须精读的重要经典。
在《中庸》里，引用了多得多的孔子语录，例如：
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
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即“智”）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饮食也，鲜知其味也。
人皆曰予知（“智”），驱而纳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智”），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如此等等，意思大抵不难理解。据此可知孔子指出中庸是一种恰如其分的思想认识和行为规范，无过无不及，不去激化矛盾，处理的分寸恰到好处。讲究中庸的是君子，做不到的是小人，中庸贵在长期坚持，时时都能做到，短暂的中庸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这些意思当然都不错，问题在于中庸的分寸怎样才能掌握，处理事情什么是“过”，什么是“不及”，这些问题都不那么好解决。孔子本人也说，完全彻底的中庸是做不到的，这只是理想的状态和努力的方向。又中庸在儒家的理论系统里占据什么位置，《中庸》一篇里似乎也没有什么明确的阐述。但值得注意的是该文一开始有几句颇带哲理的话，说是：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本来在《论语》里孔子不大谈性与天命这些形而上的问题，只讲比较具体的事情和道理，而这里忽然有这等很抽象的概括，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儒家后学对此并不太重视。
到朱熹不同了，他把《中庸》一篇同《尚书·大禹谟》里的几句话：“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联系起来，说成是自尧舜以来道统的核心思想，指出讲究“中庸”的根本意义在于让“人心”服从“道心”，这也就是用天理来战胜人欲，而这乃是理学最基本的原则，他反复研究《中庸》，作出了理论上的重大创新。
朱熹在他的《中庸章句序》中联系伪古文《尚书》之“人心惟危”等四句大加发挥道：
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而以为有人心、道心之异者，则以其或生于形气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而所以为知觉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难见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虽上智不能无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虽下愚不能无道心。二者杂于方寸之间，而不知所以治之，则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无以胜夫人欲之私矣。精则察夫二者之间而不杂也，一则守其本心之正而不离也。从事于斯，无少间断，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则危者安，微者著，而动静云为自无过不及之差矣。
子思惧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于是推本尧舜以来相传之意，质以平日所闻父师之言，更互演绎，作为此书，以诏后之学者。盖其忧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虑之也远，故其说之也详。其曰“天命率性”，则道心之谓也；其曰“择善固执”，则精一之谓也；其曰“君子时中”，则执中之谓也。世之相后，千有余年，而其言之不异，如合符节。历选前圣之书，所以提挈纲维、开示蕴奥，未有若是之明且尽者也。
这是一篇六经注我的绝妙好辞。按朱熹的思路，《中庸》开头所说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就是尧舜所说的“道心”，择乎中庸并且长期坚持就是做到了“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样，中庸就成了儒学（而实为理学）的核心理论，并且借此可以形成一条上自尧舜以来至于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的传统，可惜中间中断甚久，到现在又由程夫子兄弟（程颢、程颐）以至他本人，这才终于又把它接上了，这就是《中庸章句序》后文之所谓“续夫千载不传之绪”。
这样一来，《中庸》的意义就重大到怎么估计都不为过的份儿上了。朱熹下很大的功夫撰写《中庸章句》，详细解释这篇经典的结构和意义，另外还在《中庸或问》以及《中庸辑略》里再加上许多说明和旁证，以发挥自己的理论创新。
《中庸》并不是后代那种思路严密的论文，不少地方略近于《论语》那种语录的杂集，为之分析篇章结构难免吃力不讨好，而分别读去则多有意味，发人深思。朱熹的解说发挥亦极有意思，例如第二十七章说：
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是故居上不骄，为下不倍（背），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诗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谓与。
这里有些意思不容易理解。既然“中庸”那么重要，为什么还得“极高明”呢，可见讲究中道还是带有某种操作性和策略性。“国无道”了，不是去革命或改革，只不过打算以沉默来保住自身，这样当然有它的可行性，但好像未必崇高。朱熹的《章句》解释前五句说：“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极乎道体之大也。道问学，所以致知而尽乎道体之细也。二者修德凝道之大端也。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笃乎其所已能，此皆存心之属也。析理则不使有毫厘之差，处事则不使有过不及之谬，理义则日知其所未知，节文则日谨其所未谨，此皆致知之属也。盖非存心无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故此五句，大小相资，首尾相应，圣贤所示入德之方，莫详于此，学者宜尽心焉。”这样解说当然头头是道，但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回避了“极高明而道中庸”这一层意思，其原因大约是只要一解释，无论怎样立言，“中庸”都将失去其至高无上的意义，而成为与“高明”对峙并列的东西，从而与朱熹本人对此的总体估价发生矛盾。还有一点值得注意，这里将“不使有过不及之谬”归结为一种“处事”的原则，也大大弱化了中庸笼罩一切的本体论意义。总之这里有些空隙待补，虽然也无伤大雅。
这样看来，朱熹的《中庸章句》似乎有些牵藤补屋或曰请先贤来替自己跑龙套的意思，当然这也是在所难免的。事实上任何“千载不传”、只有到了自己这里才大放光彩的的思想往往是可疑的，包含着千载未发之覆的伟大著作，往往是持此说者拿来为我所用的思想资料。会这样做并且做得比较巧妙的的自然是富于创造性的聪明人，其中的高手则可称为思想家以至大思想家。
时至今日，要弘扬传统文化，与其去重复一些古老的套话已陈之刍狗，不如像朱熹那样深入挖掘传统典籍中可以为今天所用的思想资源，做出新的阐述和发挥。照着讲一通适用于教学与普及，顺流而下接着往今天来讲的理论创新则可能更有益于学术和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