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近些年，有预见性的民族与国家以及美欧的一批智者直称美国鼓吹、构建的是“文化帝国主义”。近年来，遍及全球的对于本土或民族文化传统的怀念与回归，就是对“美国化”的抗拒。真正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莫过于今年2月慕尼黑安全会议的主题：“后真相、后西方、后秩序”。与会者“明确感知到旧的国际秩序难以维系，需要确立新的秩序”。

　　未来路在何方？“新的秩序”怎样建立？是继续沿着彼此对抗，唯物质享乐是求，以战争、屠杀、压迫为乐事的旧路走下去？还是改弦更张，走上包容、和谐、互尊、互鉴、互利，为多数人、为世界、为永续的康庄大道？

　　眼下，为“世界秩序”思考、研究、呐喊、争辩之声哄然杂沓，粗略分之，大约有固守派、悲观派、迷茫派和颠覆派数种。一提到固守派，人们首先会想到弗朗西斯·福山。但福山只是用资本主义卫道士的眼睛，寻觅资本主义制度机体上的小伤小疤。加拿大学者马克·斯坦恩，2006年出版了《美国独行——西方世界的末日》。书中，他既惊愕于西方将衰，又坚持着美国中心论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把西方世界之面临末日归结为若干枝节性、技术性的问题。我认为称之“悲观者”颇为恰当，因为他看不到未来。在理论界“迷茫者”尤多，他们看到300多年来的秩序已经破碎，却未知其由，遑论探索未来，或仅局于一隅，或言不及义，书文中弥漫着悲观气息。颠覆派痛斥新老自由主义、霸权主义、帝国主义之邪恶，矛头直指占人口仅1%的食利者，一再提出要重塑文明、再建秩序、尊重文化多样性、开展跨文化交流。例如，图宾根大学的孔汉思，多年倡导各种宗教、信仰共建“世界共同伦理”。但在这类学者中像《十字路口》一书的作者彼特·诺兰那样，注意到西方应该关注东方学者的并不多。诺兰高度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和现当代经济发展及社会问题，认为美国应该从中国的儒家、道家汲取养料，避免二元对抗的弊病。

　　西方学者从不同角度、不同方法剖析当代，窥测未来，颇多启示意义，但还有可以补苴之处。

　　1.没有向人们显示出文化的整体性、复杂性，也没有分析每种文化内部的层次及其相互关系，时时把一些文化表象和文化核心混而论之。

　　2.在反思西方（特别是美国）文化根源时，鲜有触及问题症结。

　　3.许多西方学者极力批判“现代”哲学理念、“绝对真理”和思维方式，却在不知不觉中坠入窠臼，出现“自悖”之处，不易切中骨髓。

　　4.大多西方学者对东方传统文化和近百余年的状况，特别是中国当代的起伏变化缺少了解，这是近200年来中西交流不平衡的反映，也是有待东方诸国提供合作的领域。

　　（四）

　　中华文化经历数千年的血火锤炼、栉风沐雨，形成汤因比所称赞的五千年的“超稳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文化。对于关注、认识和挽救人类于泥淖这一历史性任务，中国有着实实在在的自信。

　　这种自信来源有二：一是民族的文化宝库丰富璀璨，中华文化独具优秀特色，截然区别于尊崇“丛林法则”的西方文化；二是百年历史，特别是3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辉煌成果，中国这株硕大的不老树的特色深植亿万人民。中华文化之源远流长，“遇难呈祥”，原因之一也就在于中华民族对自己文化的自信。历史没有终结，而且永远不会终结，终结的只不过是曾经如日中天，但已不合时宜的思想和制度。

　　我们是否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尽力？

　　1.清除西方的有害激素。百余年来西学东侵的不良“营养”，已沉淀在教育、学术、商业、科技、家庭等领域。这些“杂质”已经阻碍了西方自身的正常发展和变革，也在阻碍着我们各项事业的进步。当然，我们永远不会拒绝学习他者之长，包括欧美的先进成果和经验。

　　2.筛去我们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中华文化的许多思想和理念超越时空；有些应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演进；有些经过生活与科学的检验应该被抛弃。

　　3.当今学者与现实、大众、教育系统脱节。不论人文、社会、哲学学科抑或自然学科和技术，还是学人、科学家，大多局限于高校、研究院所的书房和实验室中，鲜有人走出大楼到社会调查民众之所期，或者进入中小学课堂和社区去讲课、演示和座谈。民族传统的保存和传承，一仗政府的重视，一靠学界的研究和普及，一凭广大民众的知而行之或行中获知。

　　4.实施“中华文化走出去”的伟大事业。文化交流可分为三个层面或板块：政府、政党间交流，民众交流，学界交流。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是对人类最大的贡献之一，和而不同等理念与当前“世界秩序”既相克也相生。

　　5.“关注当下，关注世界，关注未来”是知识分子的天职。这里所说的“关注”，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关心、注意，而是中国儒家“知而行之”的“知”、“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的“知”。抛弃学术“价值中立”的思维，以专业资源解剖世界格局中的种种真相与幻象、真理与荒谬，以此告知同行与民众，共同推动世界格局之巨变。

　　要完成人类历史上第二次“文艺复兴”，是很困难的。但这绝对不是乌托邦，中国古人提出的天下大同，是人们朦胧的理想；19世纪初欧文、傅立叶和圣西门等人以先见之明创立学说并进行实验，但那时生产力水平、科学发现和阶级关系，没有给他们提供成功的可能。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已被证明是迄今最科学、最有用的理论，凭借中国的经验和文化，有伟大的中华文化的积极参与，促进世界新秩序的诞生，人类走向货真价实的对话时代、无战争时代，完全是可以期待的。（本文为《中华文化的前途和使命》自序，中华书局2017年6月版，编发时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