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世界正在发生巨变，宣告这一巨变的是遍布全球、人人感知的危机。环境急速恶化、局部冲突不断、核战威胁、贫富差距拉大、莫名流行病频发、不平等普遍存在……这不能不促使人们警觉：地球怎么了？人类怎么了？未来的路在哪里？

　　世界性危机自人类进入工业化开始。工业化极大促进了技术和科学的发展，工业产品需要更为广大的市场，生产资料需要无限的供应地，这是出现“殖民运动”的实际推动力。伴随“殖民运动”，层出不穷地出现了论证工业社会符合“理性”、科学成果的绝对性、欧洲文化中心论、侵略并殖民其他民族的必然性和神圣性的论著，学术派别也迭出炫目。

　　一些生活在“世界中心”的自然科学家和人文学者，心之深处仍然潜藏着希伯来—希腊·罗马的哲学，“文艺复兴”把人格神请下了宝座，却同时创造了一个令人震惊艳羡和崇拜、带着旧神之灵的新神——抽象的自由、平等、博爱和科学技术。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文艺复兴”乃以希伯来—希腊·罗马混血之躯壳，“兴”起“新世界”之神，对纪元前后的文化和中世纪黑暗并没有从根子上予以否定。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三种方式：隔绝、对抗、对话。在任何历史阶段，人类关系从不会是纯一的隔绝、对抗或对话，而是以其中一种方式为主，其余二者为辅。远征、“发现新大陆”、踏上“东印度”，是人类从以隔绝为主转为以对抗为主的标志性实践，两次世界大战是对抗阶段的巅峰。

　　此前“世界中心”之“核”，先后是荷、葡、西、意、法、英等欧洲国家。经两次大战，中心之“核”移到了美利坚。美国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爆发的经济危机，究其实质仍在制度本源。

　　经济领域的自由化，简言之就是市场拒绝政府的规划、干预、约束，一切随市场之便。20世纪90年代起，美国一家独大，“自由化”愈加“自由”，号称“新自由主义”。凭借世界最富有经济体的实力和地位，废除金本位，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经合组织，给全世界制定了规则，再加上为保护这一新型殖民运动的军事、政治、文化、教育、管理等一揽子指针，构成了近一个世纪的“世界秩序”。

　　（二）

　　老殖民主义穿上了新衣，其内核仍是启蒙运动留给后代的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机械论、终结论，绝对论、宿命论之类多次被历史否定了的“原则”。“世界秩序”，实际就是用极巧妙的方式把这套规则强行推到全世界，无论是所谓新兴国家，还是“西方”内部美国之外的国家，无一幸免。

　　“世界秩序”仅就其字面理解，就是世界各国共同遵循的规则。基辛格以这个词语为其新书命名（《World Order》）。他在该书序言中说：“该体系（指规则、秩序）没有一个各国均认可的定义。”甚至直率地指出：“从来不存在一个真正全球性的‘世界秩序’。”但是早在19世纪初，美国就已经声称：“我们是全人类的代表。”从“代表”到“世界秩序”的制定者和总指挥只有一步之遥，而这个短暂的距离，就是踏着“世界秩序奏鸣曲”走过的；指挥和演员是新自由主义的吹鼓手和他们身后的政客。

　　何为“秩序”？我们引进词源学的一点例证。《说文》上说：“秩，积也”；“序，东西墙也”。“积”字也从“禾”，以之释“秩”，原指收割后禾粟的储存形态；此犹《史记》所说的“如积薪耳，后来者居上”。禾也好，薪也好，其他物事也好，“积”都有个次第，这个次第是事物本有的。“序”所指的“东西墙”，乃谓古人室前阶上之“堂”左右两边的墙，“序”就成了主、客及他人登堂、依年龄或尊卑安排座席的标记性设施，因而也就有了次第之义。由此可见，汉语的“秩序”蕴涵着物随其自然、人循其伦理而排列的意思。汉语的“秩序”和英语的Order对译，而Order除了规则、程序这类意思外，还有“命令”之义。“世界秩序”，在中国的古今语境中只是指世界各国自然而然形成的、公认的、彼此相处的目的、方式和原则，而英文则隐含着（甚或是在暗示着）由某国或某集团制定并“命令”各国必须遵守、不得违规的意思。

　　“世界秩序”胯下的一匹骏马就是“全球化”。“全球化”的意图和规划，早在1947年制定的“关贸总协定”已经奠定基础，但在“冷战”和众多殖民地尚未独立时期只能实现“半球化”，或者可称为“西方一体化”。直到1991年成立世界贸易组织，才真正飞快地实现了全球化。

　　“全球化”畅行世界20多年，“新兴国家”多数没有探索自己应走和可走的路，几乎完全按照“新自由主义”的药方吃药，走得越快，跌得越重。美国著名学者诺姆·乔姆斯基20余年前出版了一本《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较全面地解剖并尖锐地抨击了美国的内外政策。就像其书名所显示的，他认为，这二者几乎就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一个是理论体系，一个是据此理论对全世界发布的号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