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文化信仰：文化发展之源动力

　　文化是人类发展的精、气、神，是各民族及各社群的灵魂所在。这里所言的文化可泛指人类社会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全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与之相关的文明则主要指不同的文化类型及古今各种文化形态。文化信仰是对精神文化的崇敬和信仰，对以往的意识文化要饱含“一种温情与敬意”，也只有这样，“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的希望”。英国政治家丘吉尔谈到这种文化信仰时说“英国宁可失去印度，但不能失去莎士比亚”。相关的文化或文化认同及共识也可以超出国土、跨越国界，有更为宽阔的辐射和影响，在政治信仰各异的处境中仍能达到文化信仰的相同。我们可以看到民族信仰往往体现一种内涵式，而文化信仰可以是一种扩展式的、外延式的，这是我们思考在文化战略时需要关注的。有人建议基于“文化中国”的理念来构建“中华文化共同体”，实现文化上的“同情共感”、“同体共爱”，达到“情深而文明”的境界。

　　文化信仰保持了一种内蕴的精神力量和外延的包容涵括：其内蕴的精神力量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患意识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文化使命；在外延上，则体现在其“海纳百川、宽和共融”的文化气势上。“大一统”民族共在的奥秘，就在于“多元通和”的气魄。从而使中华文化成为开放包容、和谐共生、宽容中和的“和合文化”。这种“和合”性就具有牟钟鉴所言“多源性的综合，多样性的交渗”。只有建立多元文化，我们的文化才能重建，文化信仰才能彰显。因此，文化信仰涉及共同体意识，这种共同体首先是一种生存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在此基础上，日本经济史学家西川博史提出，全球化的人类应相互尊重彼此的价值观和现实利益，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共同拥有“共同体价值观”，并通过逐渐培育这种相互理解的共同价值观来建立一种“文化共同体”。这种发展应该就是典型的中国道路、中国模式。虽然没有实现，但也是一种信仰，并引领世界。中国提出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得到联合国的承认，我们将会起到示范作用。不说中国学者将中华文化定性为“德性伦理”的文化和“中庸明河”的文化等等，这是对我们中华文化非常肯定性的信仰表达，但是同样，我们也要有一种自我反省，李泽厚先生就谈到中华文化的实用理性，它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构成了一种性格——思想模式，使中华民族获得和承续着一种清醒冷静而又温情脉脉的中庸心理，不狂暴、不玄想，李泽厚先生对中国文化也是一分为二，从这方面来讲，我们要有文化自信，也要有文化自省，要有中道智慧，不走极端。

　　在社会文明发展史上，人类社会呈现出“农耕”、“游牧”、“海洋”等文明模式，各有其文化信仰之梦。中国农耕文明传统留下了国民安居乐业的稳定、和谐、温馨之梦，美国是自由拓展、寻求成功之梦，承袭着大英帝国。我们可以看到在个人气质上，西方文化信仰以中世纪的“骑士”风范演化为“绅士”风度和“牛仔”性格，而中华文化信仰则给人以激励。

　　（4）宗教信仰：彰显中国文化主体性

　　宗教信仰在中国社会认知上应该是最难的。宗教信仰追求的是一种终极实在和终极价值，但在当今国内也是争论最多的，到底有没有？应该是什么？从这方面来讲，也是我们中国现在关于宗教的反省，应该是最复杂、最痛苦、最麻烦的。在众多的信仰表述中，宗教信仰可能是最为典型、最为深刻反映出信仰内涵的表述。信仰是人类文明重罪为普遍的现象，历史上各个民族都有它的宗教信仰，任何国家或社会不可能长久地彻底消除宗教信仰，这种信仰可以被新的信仰崇拜所取代，但人类本身的信仰并不能被完全消灭，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应该看到伊利亚德称宗教为“人类学常数”，中华民族一方面强调我们是人类最伟大的民族之一，另一方面，我们如果没有这些，将会从伟大的民族中间边缘化。

　　对于宗教信仰，一般分为三类：一是绝对一神论的宗教信仰；二是二神以上多神论的宗教信仰；三是抽象、升华而似乎呈现为“无神”的宗教信仰。

　　当然从严格意义上讲，宗教信仰必以“神明”崇拜为内容，故与“无神”论的宗教信仰似以悖论。耶路撒冷老城是绝对以“神”为信仰的发源地，在人类信仰的发展中，产生人类宗教信仰主要是三大板块，且都在亚洲，西亚板块形成的“绝对一神论”带来的问题最多，这就是所谓亚伯拉罕传统宗教范畴的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认识上惟我独尊，从而成为今天世界纷争的重要原因。

　　另一个板块是南亚的多神论板块，还有一个是东亚的神论板块。可见，人类信仰的生成板块都在亚洲，而且自古延续至今的文明宗教基本上源自亚洲，中国是亚洲最大的国家，如果我们没有信仰，大国地位怎能说得过去。中国拥有悠久的文化信仰传统，我最近写了一本书讲这个道理，当然我们对文化信仰的理解，不可能跟西亚板块绝对“一神教”的认知完全一样，它只是宗教信仰的一种模式，还有多种模式，实际上从中国文化来讲，我们的宗教信仰从上古就已经开始了，上古文化既是中华文化的源头，亦是宗教信仰的源头，留下了诸多神话和传说，传说就是古代的历史，神话就是古代的哲学。此后，在儒、佛、道三教的历史中，宗教信仰得以集中和凸显。“敬天”、“法祖”、“仁爱”、“礼治”、“德政”等乃宗教、伦理、律法的有机共构，体现出仁、义、礼、智、信等各个方面。我们在谈儒家时有更好的历史审视和辩证评价。

　　中国传统文化离开儒、佛、道则会被架空，缺失关键内容。它们的功能，按楼宇烈先生的表述：在治世上，儒家提供了拿得起的担待，以儒修身，志在治国、平天下，曾为立国之本；在治心上，佛教提供了放得下的台阶，以佛理心，去除各种欲望、杂念，曾为“破恶之方”；在治身上，道教提供了放得开的平台，以道养生，望穿时空。除了儒、释、道之外，中国社会宗教信仰还包括基督教、伊斯兰教，历史上还有犹太教、摩尼教，现在发展成巴哈伊教，中国是一个有宗教信仰的国度，它并未从世界大宗教文化中分离。

　　通过对宗教的理解，今天在中国这一神州大地，从“神州”方面就看到中华文化对宗教的体认。对“神州”的理解已蕴含着中国文化传承和信仰意义的一种体悟，这样的话，在中国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重要的历史人物，崇拜的神明、天神是有密切衔接的，形成我们所说的“天人感应”，这是中华文化的传统，在这个传统中，中国古代也有很多自然宗教和文化传说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多神教背景，应该说中国也有一神教，何为中国的基础文化？最早是吸纳佛教，现在伊斯兰教也在其中。中国是一个建构方面的教，而教是从精神、理念开始讲，实际上“宗教”二字的并用是比较晚的，最早是强调对神道的信仰，在殷商时期就有关于“道”的表达，我们前面说“教”只是教育之“教”，没有宗教之“教”，而实际上它包含了宗教和教育，蔡元培先生所言：“教者,所以明人与人相接之道者也。国无教,则人近禽兽而国亡,是故教者无不以护国为宗旨者也”，这种说法也间接承认了中国有宗教的文化传承。

　　中国“宗教”二字合用，最早始于佛教术语，从公元459-54年开始，但佛教以佛所说为“教”，以佛的弟子所说为“宗”，这是古代对宗教的理解。现在对宗教的理解，可追溯至19世纪末，宗教的汉语表达是假道日本，通过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翻译西方辞典时就用了这个词，后来传到中国，这也是典型的“出口转内销”。后来对这种翻译有不同的看法，在“宗教”一词传入中国时，也出现了“中国没有宗教”的说法，这个说法最为典型的代表是梁启超，他在1902年特别强调孔子是宗教的教主，中国是没有宗教的，中国的文化以哲学传统为主。随后，蔡元培提出“舍宗教而易以纯粹之美育”的说法，也说明中国没有宗教。后来，梁漱溟强调“中国人肯定人生而一心于现世，这就与宗教出世而禁欲者绝不相涉”。

　　在此之前，他们强调有宗教，之后也强调有宗教，像梁漱溟明确中国人有宗教，而梁启超否认中国人有宗教，是针对他的老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今天到底在中国有没有宗教？这成为一个悬案，至今并未解决。（作者：卓新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