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带一路网消息：习近平主席认识到中国文化的意义并进一步阐述了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化价值观的密切关联，培养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这种思考涉及到中华文化核心的问题，也就有必要探究中国宗教和文化核心的关系。所以，这种探讨应该说是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也有政治与文化的考量。

　　今天这堂课，我想从三个层面来谈谈我的理解：一是对中国文化核心的理解；二是对中国文化核心与信仰的理解；三是中国宗教传统与文化核心持守的问题。

　　一、中国文化核心与“士文化”精神

　　我们一直在讨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文化到底有何关联？2012年中共十八大首次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对当代中国文化核心的最新表达，旨在形成当代中国人的文化信仰，因此具有现实意义。

　　六十年来，中国文化核心价值观的表述应该是首次对其价值和对中国古代价值的展开，基本立足于中国文化传统的重建，也就是说，对核心价值的提炼是中国人对中国文化精神的认识，这种观念可追溯到从个体梳理，从太极共融之“和”到美美与共之“统”，但我们能否抓住这次机遇，形势并不乐观。

　　从传统文化价值的提出到今天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中国知识分子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此，我特别想谈谈中国知识分子，但从孔子周游列国到当代知识分子“思想库”、“智囊团”作用的寻求，这种“帝王师”的理想抱负是否成功很难评价，知识分子虽有怀才不遇的悲剧，其匹夫有责的努力却从未放弃，这是中国文化命运及精神发展的一大特质，而中国文化新的理解及践行，则与之复杂交织。因此，中国文化核心的确立与“士文化”的展现有着不解之缘。

　　儒家思想造就了以“士”为标识的中国知识分子，成为中国文化精神的重要代表。儒学文化有着深厚的现实关切情结，以“成大事为己任”，使儒家本有的“敬天”这一超越精神落到实处，倘若这种“内在超越”没有一种超越自我、洞观天地的“天地境界”和博大情怀，则很难真正做到“内在超越”。因此，儒学文化的超越精神实际上是内外打通的，在经历复杂历史变迁的现实社会中由中国知识分子以其精神、抱负、使命展现出来，儒学文化已经浸润到每一位中国人的骨髓，尤其体现在中国文人的气质、精神、境界、抱负、行为、举止等方面。虽然经历时代风雨的吹打，政治历史的折磨，却一代一代顽强地生存下来，并在各种社会处境中突出展现。

　　在一定意义上，儒家思想已经成为中华文化之魂，其思想要素亦已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潜意识”。今天，我们要开始理直气壮地提出继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整个中华文化的历史进程来看，儒家文化存在着潜在的作用，这是马克思·韦伯的命题，它需要有潜在力量的支撑。那么，何为中国的潜在力量？答案是：儒家文化，使中国文化延绵不绝。

　　今天，儒家文化仍是世界认识中国的最典型的文化符号。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中国知识分子对己要求修身养性，以达洁身自好；在外则强调精忠报国，坚守政治责任和使命，以实现“舍小我、为大我”的价值理想和社会担当，这是中国仁人志士的使命、责任和义务，而且有着为国家兴盛“舍身成仁”的气魄。今天，人们呼唤儒家思想的复兴与更新。

　　强调“内圣外王”的儒家精神，一方面要求知识分子应有人格修养工夫，这就使其注重内在的德行涵养和外修琴棋书画、诗词歌赋等技能；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对政治忠诚的呼召则要求知识分子挺身而出，为国分忧，在治国安邦上有其作为。这样铸就了以“士”为称谓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及其人格特质。这种“士”乃以“天下”为己任，将坚持真理视为“替天行道”及“士为知已者死”的气魄，有“舍身成仁”、“精忠报国”这种可歌可泣的英雄壮举。儒家对中国社会阶层的理解中，中国社会实际上是分等级的，提出“人有五仪”：庸、士、君、贤、圣。其中“士”是一种中的定位，可避免庸人之堕，守其“君子”之位，抵达“圣贤”之境，怀有弘愿大志，体现更多人文关怀。

　　西方也有“士”，它是一种骑士传统，加上僧侣教士和经院教师共构近代西方知识阶层，有牛仔的异化。西方中世纪贵族文化中出现过“骑士”阶层。西方是长子继承权，从小要求读骑士学校，掌握游泳、投枪、击剑、骑术、狩猎、弈棋、诗歌等“骑士七技”，并培育出忠君护教、保护妇孺、如强扶弱、英勇善战等“骑士精神”，这种精神要求骑士必须具备谦卑、荣誉、牺牲、英勇、怜悯、诚实、精神、公正这八大美德。当冷兵器时代结束后，西方的骑士精神则逐渐转化为绅士风度。

　　“士”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具有广延性：为政方面，有谋士、策士、察士；用武方面，勇士、战士、装饰；学术方面，有儒士、学士、博士；宗教方面，有术士、方士、教士；仕途之外，则有游士、方士。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之“士”，起初多为“士无定主”的“游士”，但其“天下”观和使命感往往会使他们找寻一种政治的依附，故此使“士”通常会依附于“政”，而中国的政治家自古以来则有“养士”的传统，“士”依附于政、为政所用。对中国“士”的理解，不能仅仅局限于琴棋书画、诗赋曲艺的修养及才艺，更应将其与政治密切关联。这样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士”，就很难免去其政治上的担当。

　　“士”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使之具有一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积极有为的社会参与姿态，将“为天地立心，为生命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作为其政治信仰和抱负。在“士”的践行中会充满政治热情和激情，甚至可以舍弃一切，如孔子为“礼崩乐坏”而奔走呼号、不怕落得“丧家犬”的下场，屈原为国破家亡而投江殉国、因此浩气永存。由于“士”具有其思想和人格上的相对独立性，虽有因遇明君而“国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