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带一路网消息：儒学正在逐渐复兴，儒学重新进入到建构中国秩序乃至建构世界秩序的视野中。干春松教授新著《重回王道——儒家与世界秩序》重述了中国王道政治的历史脉络，勾勒出了王道政治的政治理念和内在精神。恰如作者所言，他对历史的“回想”，“并非是说那些具体的政治设计能够搬运到现代政治的构架中”，而是通过阐释王道政治秩序与观念，使之成为“处理超越国家体系的思想源头”。换言之，作者的出发点在于通过讲述儒家王道政治的故事，为全球化趋势下的民族国家之间的“利益政治”寻求一个可期解决的思想资源。

　　王道政治：中国与天下

　　在干春松的叙述中，一直存在两条相互交织的线索，也就是王道与霸道、天下体系与民族国家，两条线索的交织共同构成了儒家王道政治的历史演变。第一条线索指向的是何为中国，第二条线索指向的是何为天下。两条线索一指向内一指向外，相互交织，是王道政治的两个维度。

　　对于第一条线索而言，儒家的王道政治有两个重要面向。其一，王道政治的核心就是政治秩序与道德秩序的合一，也就是德与位的合一，体现为“儒家为政以德的基本精神，而政治合法性的决定因素在民本”。需要指出的是，古代政治的合法性更应该来源于“天”。天命无常，判断天命的标准即在于民意，天与民合一，天意与民心合一，这条线索是王道政治的内在面向。其二，王道政治的理想实现者是“圣王”，也就是圣人与王者的统一人格，这一人格才是儒家所强调的修齐治平秩序结构的精髓。但是春秋以来的礼坏乐崩使得德位分离，有德者无位，在上者无德。孔子一方面强调君子修身立德，以德定位，大德者必得其位；另一方面继承西周的“敬德保民”思想，强调在上者必须为政以德。王道也成为儒家评判改造现实政治的依据和准则。汉代儒家更强调孔子为汉代立法，拨秦政之乱返王道之正，儒家的制度化和制度化的儒家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旋律；宋代儒家将天道改变为天理，王道与天的联系自然就被转换成为王道与天理的联系，而个人与天理的联系更为宋代士大夫提供了以天理批评和建构新的政治秩序的正当性。

　　对于第二条线索，天下并非是一个疆域概念，而更多体现为一个文明概念。在秦汉大一统格局形成之后，文明的高低成为区分夷夏的重要尺度，在这个尺度之下，中国与周边地区建立起了具有一定等级意味的“差序格局”。夷与夏的区别在于“礼乐的先后和教化程度的高低”，是夷是夏的关键在于能否成为担当王道的价值主体。但是，在儒家的王道政治中，王者的最终目标是天下的一统，是为“春秋大一统”，并非完全将夷排除在外，亦即“王者无外”。只是这个目标的实现是以地理的远近为基础，先近后远，由近及远。这种观点在汉代公羊学的“三世说”中特别突出，而宋明儒者则在哲学层面提出“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为天下体系提供了形而上层面的支持。

　　这两条线索在中国经历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之后出现了转折。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所面临的是“打不赢”和“说不赢”双重困境。“打不赢”使得中国不得不开始向西方学习，以建立民族国家为目标，实现国家的强盛；“说不赢”使得中国怀疑自己固有的文明。中国不得不以民族国家的身份参与国际秩序。王道政治也由此不绝如缕，仅靠少数人才得以延续，比如康有为、孙中山以及海外新儒家、大陆新儒家。

　　社会主义儒家三期说

　　干春松通过对王道政治的重述，希望以此为基础建立中国式正义观，并以建立超国家机构和国际组织来实现这一政治理想。但是，干教授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中国作为思考起点的。毋庸置疑，干教授的关注点首先是在中国，是“王道政治在中国”的复兴。这是本书“重回王道政治”的一个重要面向，它指向的是中华文明的当下处境。中国当然不仅仅是一个民族国家，但是为了参与世界秩序，中国不得不披上民族国家的外衣，在这层外衣之下隐藏的是文明体系。“重回”的意义首先意味着中国直面自己已有的文明，这个文明必然是儒家的王道政治。而第二层含义则在于用儒家的王道政治来驯化当下政治的暴戾，这个题中之义就是用儒家驯化马克思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儒家化。

　　有意思的是，干教授似乎绕过了1949年以后的几位儒学大家，而直接由海外新儒家跳到“大陆新儒家”。马克思主义是中国执政者的合法性来源，而以蒋庆为代表的大陆新儒家几乎没有正视这个传统，这等于忽略了中国最大的一个现实。由此，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儒家化是重回王道政治的必然之路和题中之义。这个题中之义使我们无法绕开建国以后由留在大陆的这一批新儒家所建立的一条重要线索。为了区分以蒋庆为代表的大陆新儒家，笔者倾向于将这批儒家称为“社会主义儒家”，把他们的成果称为“社会主义儒学”。所谓社会主义儒家是指那些接受社会主义基本价值，又不放弃儒家精神，同时致力于会通社会主义与儒家的儒家知识分子群体。

　　社会主义儒家发展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站在儒佛旧学与中西会通的角度来理解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主要代表人物有熊十力、梁漱溟和贺麟等人；第二阶段则站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角度对接传统，主要代表人物有冯友兰、张岱年、冯契和萧父等人；第三阶段则用文化传统来统合儒家与社会主义，试图建立新道统，主要代表人物有李泽厚、甘阳等。理解、诠释和重建分别构成这三个阶段的主题。这些主题基于两个基本问题：首先，马克思主义对中国而言意味着什么；其次，儒家对马克思主义化的中国意味着什么。一言以蔽之，他们的核心关注就在于儒家传统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在本质上就是二者如何结合的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