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丝路文化网消息：近年来，发达国家主导的“逆全球化”风潮制约了世界经济复苏步伐，“一带一路”倡议成为应对“逆全球化”趋势的重要力量，也为沿线各国发展和世界经济增长作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展望未来，“一带一路”合作前景广阔，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存在巨大的融资需求。然而，由于基础设施投入大、周期长等特点，其融资一直存在难点，尤其在“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存在政府资金实力不足、专业能力有待提高、项目盈利前景不确定等问题。要突破上述瓶颈，需要金融业加强制度、服务、产品等方面的创新，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可持续、风险可控的金融保障体系，为促进“一带一路”行稳致远提供更好的支撑。

　　“逆全球化”趋势下“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意义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产生了巨大冲击，引发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刻调整。尽管危机爆发至今已近十年，但世界经济复苏仍不稳固，各种不确定因素仍在增加。特别是，当前的“逆全球化”风潮正在成为影响多边规则的绊脚石，制约了世界经济复苏步伐。作为“逆全球化”的典型表现，英国脱欧一度让全世界惊恐。欧洲政坛选举过程中，一些政党所倡导的民粹主义理念大受欢迎。特朗普在竞选美国总统时提出“美国优先”的口号，正式就任总统后一步步兑现其竞选承诺，美国先后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巴黎协定》，又针对中国发起“301调查”，试图以单边主义维护美国霸权，挑战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多边贸易规则。英国《金融时报》首席评论员马丁?沃尔夫最近指出，在他有生之年看不到发达国家推进贸易自由化的动力。

　　针对“逆全球化”趋势下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指出，一旦这种情况加剧，必将放缓甚至逆转国际政策协调和经济全球化进程，阻碍贸易自由化、资本和劳动力流动，并可能引发不可持续的政策，拖累全球生产率和经济增长，加剧金融市场动荡。国际清算银行（BIS）进一步指出，在当前全球高杠杆率的环境下，保护主义政策还可能恶化企业与家庭的利润和收入，破坏其本已脆弱的资产负债表，酝酿新的金融风险。

　　正是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具有特殊重大的意义。从历史上看，全球化有力地促进了国际分工，加快了资金、技术、产品的跨国流动，带动了各国的深度融合，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欧洲经济的重建（上世纪50～60年代），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上世纪80～90年代），中国近40年的高速发展（上世纪80年代以来），始终以开放合作为主线，引领了全球经济的三轮大发展。当前，尽管全球化遭遇一些挑战，但大多数国家仍愿意加强合作，使全球化进程更加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加可持续。正因为如此，“一带一路”伟大倡议一经提出，就得到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认可和响应。

　　“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作用及融资难点

　　“一带一路”是一条互联互通之路，基础设施建设是重要基石。当前，“一带一路”沿线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不完善，制约了经济增长的潜力。即使是发达国家，也面临设施老化和更新的问题。据估算，未来五年，“一带一路”基础设施融资需求将达到10.6万亿美元。

　　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

　　目前，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实务界，都把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推动一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18世纪，亚当?斯密就在《国富论》中指出：“分工水平由市场大小决定，而市场大小及商业发展程度取决于道路、桥梁、运河、港口等公共设施建设水平。”此后，保罗?罗森斯坦-罗丹（Paul Rosenstein-Rodan）、罗格纳?纳克斯（Ragnar Nurkse）、阿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等发展经济学家均对基础设施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行了分析。

　　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世界银行于1994年对基础设施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将基础设施区分为经济基础设施和社会基础设施。其中，经济基础设施被定义为“永久性的工程构造、设备、设施和它们所提供的为居民所用和用于经济生产的服务，这些基础设施包括公用事业（电力、管道煤气、电信、供水、环境卫生设施和排污系统、固体废弃物的收集和处理系统），公共工程（大坝、灌渠和道路）以及其他交通部门（铁路、城市交通、海港、水运和机场）”。经济基础设施之外的其他基础设施被定义为“社会基础设施”，通常包括文教、医疗保健等方面。目前这一定义已被经济学者广为接受。根据2015年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和商务部共同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包括铁路、公路、港口、电力、信息通信等领域。可见，“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属于经济基础设施范畴。

　　世界银行指出，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产品的多样化，有利于扩大贸易范围，从而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尽管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精确关系值得进一步讨论，但定量分析表明，基础设施存量每增加1%，GDP也会同步增长1%。一些研究还发现，不同的基础设施对一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有所不同。例如，2010年亚洲开发银行（ADB）对1975～2006年102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发现电力、通信和交通行业对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其他基础设施的作用则不显著。2017年ADB进一步指出，铁路、公路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人员、商品等要素的自由流动，推动产业集聚，提高分工合作水平；电力是进行现代化生产、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必备条件；而信息通信，特别是数字化、网络化通信设施对于信息的及时传输至关重要。

　　基础设施行业特点及其融资实践

　　发展经济学认为，基础设施的共同特征是高额的初始固定成本和相对较低的可变运营成本。由于初始的固定成本很高而增加服务所需投入的边际成本很低，所以基础设施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平均成本随产品和服务量的增加逐渐下降。此外，基础设施服务的外部性较强，有些服务是非竞争性或非排他的，具有公共产品特征。

　　基于上述原因，过去学者们普遍认为基础设施行业是自然垄断行业，必须由政府或公共部门来进行投资，导致各国在发展基础设施方面都存在资金供给不足、政府投入不断下降等问题。但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发现，在技术进步、居民消费水平提高或进行新的制度设计的情况下，一些基础设施的排他性会逐渐增强。很多基础设施虽然具有一定的公共性，但已经不是纯公共产品（既非竞争又非排他）。例如，公用工程特许权（Utility concession）的出现使私人投资兴建的公共设施可以合法地对使用者收费，从纯公共产品变成价格排他的公共产品。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不必包揽基础设施投资，从而为吸引私人资本参与提供了可能。

　　从实践经验来看，商业贷款、开发性贷款、政策性优惠贷款是常见的基础设施融资方式。对于规模较大特别是跨国的基础设施项目，很少有金融机构能够独立提供足够的金融支持，因而往往由多家大型银行组成银团贷款加以支持。一些发展中国家（如肯尼亚、巴西）则成立了基础设施专业开发银行，筹集低成本的建设资金。同时，基于很多基础设施所具有的公共产品特征，政府（国家或地方）直接投资或参股项目、以政府信用作为担保发行项目债券等也较为普遍。例如，美国、加拿大等国通过发行市政债券来筹集资金。

　　近年来，随着各国不断推进电力、交通、公用事业等领域的改革，政府直接投资或担保等传统模式逐步从商业项目中退出，商业模式成熟或自身经济性较强的电站、收费公路、商业港口、水处理等行业越来越多地采用结构化融资（主要是项目融资）。私人资本在基础设施建设中的介入程度也日益提高，公私合营（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PPP）成为国际上普遍的运作模式，且技术日趋成熟。同时，各种利率和汇率掉期工具也被大量引入，以管理相应的宏观经济风险。

　　总的来说，尽管债券、股权、金融衍生品的运用不断增加，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资金仍然来源于贷款。根据经合组织（OECD）2016年的统计，全球基础设施建设60%～70%的资金来源于贷款。不过，由于欧美国家的金融深化程度更高、直接融资市场更加发达、大型银行介入金融市场的经验更加丰富，欧美国家运用债券等融资工具更加熟练和频繁，而“一带一路”等发展中国家直接融资的比例还有待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