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认为鲁迅一定是说真话的人，这个文章他公开承认自己骗人，鲁迅也是有所讲有所不讲的，且在一定的情况下，还要骗人。那么我们该如何说话？”钱理群说。

　　“比如人家生了孩子，你说：这孩子将来一定要死的。你说的是真话，可是会挨打，但是你又不愿意说类似于这孩子将来一定要升官发财的假话。这时候，你可以这样说：‘你瞧，这个孩子，他多么……哈哈哈’这样模棱两可的话。”钱理群说。

　　“但是，如果有非要让你表态的场合，你该怎么说话，我说了三个建议：第一，说真话本来是一个人的基本的道德，作为年轻人要尽量说真话；第二，不能说真话的时候你就沉默，不表态就可以了；第三，如果不表态不行，你必须要说假话，说假话三个底线：第一你要分清是非，你要知道自己的表态是错的，你要知道真话是对的，假话是错的；第二你说假话是被迫的，不能是为了给自己谋私利而说假话；第三不能伤害第三者。”钱理群说。

　　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

　　钱理群大半生研究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与思想，7月8日的演讲中，他说：“中国是文字的游戏国，中国人擅长做戏。汉语的灵活性就造成其有很多言外之意，你不能只是做表浅的把握。”钱理群说。

　　鲁迅在《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中写：“我们平时，是决不记得自己有一个头，或一个肚子，应该加以优待的，然而一旦头痛肚泻，这才记起了他们，并且大有休息要紧，饮食小心的议论。倘有谁听了这些议论之后，便贸贸然决定这议论者为卫生家，可就失之十丈，差以亿里了。”

　　钱理群说，我们在后真相时代更加容易陷入困境，我们要有独立的思考与判断。

　　那么我们该如何去坚持和相信什么呢，鲁迅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中写：“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

　　钱理群亦认为，中国的脊梁与前途不在“状元宰相”，而在底层：“看为中国前途而努力的底层，他们现在不光是不被注意，他们甚至是被抹杀的。我找到两个群体，一是第一线的中小学的教师，每个学校都有一两个为数不多的、但是坚持教育理想的真正的教育者。二是大学生中真正的志愿者，他们在行善举，在践行着理想。”

　　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写：“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是一件极伟大的要紧的事，也是一件极困苦艰难的事。”

　　钱理群说：“我提出年轻人要健康地、快乐地、有意义地活着，要幸福而合理地活着：既要在物质和精神之间取得某种平衡，也要在个人发展和社会责任之间取得某种平衡。要控制自己，运用智慧，慢而不息地活着。”

　　钱理群在书中所收的《在台湾讲鲁迅》一文中写到：“鲁迅对于民主、平等、自由、科学等西方工业文明的基本理念，采取极为复杂的态度：一方面肯定其意义，因为他们对东方专制主义是具有批判力的；另一方面也要提出批判，因为这些理念极端化，会使人成为物质的奴隶、科学技术的奴隶、民主的奴隶，也就是从根本上会导致对个体精神自由的压抑。”

　　钱理群在演讲中对这个观点展开了阐述，他说：“如果把科学作为宗教，陷入了唯科学主义就是危险的。这样的人生会陷入枯寂：缺少美感，缺少人类的情感。民主的一个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这就有可能导致多数人对于少数人的压迫。还有，自由绝对不是平均主义，为强调平等而把一切都削平是危险的。”

　　“从鲁迅和胡适的演讲的姿态和效果中，可以看出他们两个人很大的不同。胡适的演讲很有鼓动性，因为他目标明确，意志坚定，意气风发地指导学生路应该怎么走，学生听了也很激动，目光闪闪：跟着胡先生走就行了。鲁迅则不然，总是犹豫不决，讲完一个观点，又立刻进行质疑。比如他讲《娜拉走后怎样》，刚刚讲’经济权最要紧’，马上就说：‘可惜我不知道这权如何取得。’也就是说，他不是自己掌握了真理，有现成的路指引青年走，而是自己也是寻路者，一切都不明确，要每一个听众自己去想。”钱理群在其文章《对鲁迅与胡适的几点认知》中写道。

　　钱理群以鲁迅对于报恩和对于爱的看法来为佐证，他说：“鲁迅认为，孩子对于父母，其实就是他们性交的自然的生育过程，是生命的繁衍，并没有什么恩情可言。如果其背后隐含着一种：因为我生你，我就有权支配你的态度，那就把亲子关系变成权利关系了，而真正的爱是出于本性、天性的、超越利害关系和交换关系的。同样的，爱的纠葛，也会妨碍一个人独来独往，妨碍一个人做出独立的选择与价值判断。”

　　“鲁迅拒绝收编，同时也绝不收编我们。使我们成为独立思考的人，这是鲁迅对我们的意义。”钱理群说。（作者：钱理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