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带一路网消息：承认城乡二元体制的存在，并不一定要在户籍上体现，更重要的是认可城市和乡村不同的生活和经济形态。对于某一个人一个家庭，可以有他们自己的选择，甚至可以允许他们在城市和乡村之间任意地切换。

　　差别是比较出来的，区别是实事求是地谈论两者之间的不同。有差别就有好有差，而区别不论好差只是区分。

　　差别与区别，一字之差，却反映了我们对乡村的两种不同的态度、思维和行动的出发点。

　　西方文化进入中国，首先是从城市开始的，上海、天津、青岛、广州、武汉、大连等。中国传统的城市，如清明上河图所展示的那样，是官府衙门、商铺小贩、娱乐客栈、手工作坊、水陆交通等形成。而现代的大城市，在原来传统城镇基础上，是高度发达的商业、金融、工业、科技等。

　　洋货的进入，工业的兴起，商业的发展以及金融业的开展，上世纪初在中国就造就了上海这样有十里洋场规模的大城市，其中租界的引领作用是巨大的。现代城市和传统城镇的差距确实是存在的。

　　作为乡村，西方传统的乡村和中国的乡村在历史、规模和文化上是无法相比的。进入现代社会，西方发达工业国家普遍低于2%的农业人口，已经基本消灭了传统的乡村，成了以居住地为主的小城镇和专门从事农业生产的农场。

　　和中国不同，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的社会形态和经济模式的形成是基于工业革命的先发优势，是通过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进行全球化资源配置后的结果。西方乡村消失的结果是建立在经济全球化的基础上，正如现在的美国，把许多的加工工业转移到工业新兴国家一样，连基本加工业都可以转移，这种能力是由美国的国家形态和科技实力所决定的，是后发国家，包括中国无法全面学习和复制的模式。

　　中国作为一个农业人口占一半以上，从农耕社会发展过来的国家，一直是一个经济和文化自立的国家，乡村在中国作为一个个经济和生活的实体不可能消亡，因此中国乡村现代化发展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课题。

　　城市和乡村从文化和经济上讲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概念。城市是以生产工作为目的建造的人类聚居地，乡村是人类为了生存生活依托农业，或者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形成的人类聚居地。城市是一个以打工为目的的生人社会，乡村是一个以生存繁衍为目的的熟人社会。城市和乡村没有可比性，因此城乡之间应该区别对待，城市和乡村应该有各自的发展方式和发展道路，同时对于国家而言，城市和乡村在经济和文化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互补性，总之我们不应该用消灭城乡差别的方式解决问题。

　　不同于城市的乡村文化和经济形态，要求我们用和城市发展管理不同的思维来思考乡村问题。现行的西方管理模式、企业管理模式不能施用于中国的传统乡村，我们应该从中国传统乡村的经济与文化入手，探索基于中国乡村实际情况的发展之路。

　　就乡村文化和经济而言，中国传统乡村和西方相比不知道要领先多少倍，因此在这方面我们应该有自信，必须立足于本土自己进行探索。

　　城市与乡村的区别，在于城市是一个功利的场所，是一个追求效率的所在，而乡村是一个生活的场所，是一个放松舒适随意的所在。

　　乡村虽然也有生产，在生产力低下，自然条件恶劣的过去，维持乡村的生活需要付出许多的辛苦，特别是遇到自然灾害，让人们的生活更加艰难。但中国传统乡村文化中也有自己的储蓄和互助形式，还有现在我们认为迷信的风水，在选择居民住宅地基时也有其科学的价值，还有其他涉及生活方方面面的经验和传承，这些林林总总的文化让乡村居民能够做到安居乐业。这些文化，有一些可以用科学来解释，还有一些现代科学还解释不了，也还有一些经过长期的传达被曲解了，成了谬误和迷信。乡村生活的存在和延续，证明了乡村经济的存在、乡村文化的存在。现代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只会在原来基础上更加提高乡村经济的活力，而不应该减弱乡村经济的发展。

　　中国地大物博，各地风情万种，千百年落地生根的生活，养成了不同地区的风俗习惯和人文风貌，这些都和乡村文化和经济息息相关，是自然和人类活动的产物，是中华农耕文明的成果，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慧源泉，让乡村经受了成百上千年的风雨沧桑而依然具有勃勃生机。

　　中国传统乡村是相对封闭的熟人社会，他的内部形成了以家庭为基本社会单位的自主独立的生产生活一体化的组织，产生了小农经济的思维和形态。同时再扩大为以家族、以乡邻、以村落为单位的生产生活互助社会体系，虽然他们之间形态不同，不同年代不同时期其形式存在也在不断变化，但始终能够让一方百姓在一方土地上繁衍生息。中国的农民如同小草一样，中国的乡村如同大树一样，在中国乡村的土地上扎根成长，在四季的轮换中他们生活生产着，繁衍生息着，形成了中国传统乡村文化和经济的历史和传承，这些都是我们祖先留下的宝贵财富。

　　这些历史和财富，用城乡差别，用乡村落后一句话就了结只能说明我们的浅薄和轻率，也是让现代社会的急功近利蒙上了眼睛，迷失了我们的心智，让我们守着宝山而受穷受苦。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在拿着别人的价值观来衡量自己，却没有很好地看看自己是多么的富有，当然我们自己的富有，用别人的方式是无法正确衡量的。

　　中国传统乡村经济，不能用现代的产业方式来衡量，更不能用衡量工业产品的方式来衡量。因为熟人社会，因为守望相助，是亲情，是恩情，是生活的温暖，乡村里的这些人情账，是无法用钱来衡量的，是把乡村社会用血肉情感联系在一起的纽带，是乡村社会的道德基础，是乡村经济文化的基础，只要将这里的其中一部分拿出来进入市场，就价值可观。

　　城市与乡村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价值体系，城市采用的是物质价值体系，乡村采用的是精神价值体系，物质是有形的，精神是无形的，物质可以跨越地域，实现生人之间的交易，乡村的精神局限于熟人社会，那种血肉相连，那种守望相助，那种同舟共济，不是用货币可以买卖的，也不是跨地域可以相授的。

　　在城乡差别的比较中，乡村所具备的精神价值被完全忽略了，因为它不在任何经济学家研究的经济学范畴中。经济学家研究的是生产力，是物质价值，而乡村经济是生活力，是精神价值。

　　传统乡村的封闭格局的存在，为乡村的精神价值产生了一种聚气的效应。但工业革命和城市化的影响，打破了传统乡村的封闭状态，乡村文化的聚气效应就无法继续了。要恢复乡村的精神价值存在，就必须为乡村建造一个经济“隔离”，将一部分的乡村精神价值以经济手段和现代社会进行交换，让乡村回归到一种相对“封闭”的状态，通过内外有别进行价值交换。

　　这个经济隔离的手段之一就是成立乡村合作社，使乡村经济在对外交往中以整体的方式进行，但内部实行全民公有制方式，同时保证村民各家各户的生产独立自主地进行。

　　只有乡村和城市在经济上具有对等地位，才能变城乡差别为城乡区别。乡村的经济地位没有人会主动给予，是需要生活在乡村的人和为乡村代言的人主动去争取的，而这种争取的成功是建立在实力的基础上的。正如当年毛泽东发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一样，乡村的复兴也需要建立在乡村经济价值的体现和管控上。

　　不要再用缩小城乡差别的思维来解决乡村问题了，我们必须具有乡村的文化自信，同时也可以建立乡村的经济自信，用城乡区别的方式来处理和解决乡村的经济和文化问题。只有在我们自己的心里，真真实实地把乡村和城市放在对等的地位来看待，我们才能真正地看到乡村的长处乡村的价值，才能想尽办法来培育和发挥它们，让乡村重新焕发活力。

　　城乡二元是客观存在，没有必要去回避，城市与乡村，在我们国家的经济体系中扮演着各自的角色，重振乡村经济，把乡村经济的成分引入进我们国家的经济体系，可以开拓出一个崭新的精神价值空间，具有无限的经济发展潜力，从整体和长远上解决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顺利跨越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让我们的小康社会从物质丰富向精神富足不断提升。

　　承认城乡二元制的存在，并不一定要在户籍上体现，更重要的是认可城市和乡村不同的生活和经济形态。对于某一个人一个家庭，可以有他们自己的选择，甚至可以允许他们在城市和乡村之间任意地切换。城市和乡村是不同的生产生活空间，在它们之间穿越也许会是未来社会人们的一种常态，为此我们应该有足够的思想和制度准备，否则我们如何实现“留得住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的美好愿望?

　　在人的一生中，两头(幼年和老年)在乡村，中间(青年和中年)在城市，也许是最能发挥人一生的价值的安排。在我们的每一天里，白天在城市，晚上在乡村，也应该是不错的形式。因此，城乡户籍的区分可以结束了，城乡一体化应该通过城乡生活和经济互补体系的形成来实现，而不是简单地消灭乡村。(曹山明 作者系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新农村文化建设管理委员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