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已经5年过去了。就名义GDP而言，2014年日本不足5万亿美元，仅为中国的一半不到。但就全球经济资源配置能力而言，中国与日本相比还有不小差距。到2015年3月，日本的海外各项投资已达7487880亿日元，如果按照120日元兑1美元计算，则日本的海外投资数额达到62399亿美元，远大于中国对外投资数额。另一方面，日本的对外投资有着快速增长的势头。2003年日本的海外投资数额仅为3129300亿日元，但到2015年3月就新增了4358580亿日元，增长了近1.4倍。在这些类型的海外投资中，增长最快的是“直接投资”。这反映了在这段时间内，日本全球经济资源配置能力的提高。与在全球其他地区的直接投资相比，日本的海外直接投资更多集中于亚洲地区（尤其是东南亚地区）。借助于投资项目多、数额大和投资历史长等优势，日本成为中国在亚洲展开海外直接投资的一个强大竞争对手。

　　中国虽然是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和债权国，但海外投资数额与美国、日本相比有着很大的差距，如果这种状况在发展中难以充分调整，则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作用将受到严重挑战。

　　第四，破解特里芬难题缺乏有效机制。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1960年在《黄金与美元危机--自由兑换的未来》一书中提出，在美元成为国际主要结算与储备货币的条件下，美国经济将处于两难选择之中，即美元要作为主要的国际货币流出美国，美国就必然出现长期贸易逆差，但长期贸易逆差必然引致美元贬值，而长期贬值的货币是不适宜作为国际货币的。换句话说，国际货币的币值稳定在客观上要求国际货币发行国处于长期贸易顺差，但长期贸易顺差则意味着该国货币难以流入国际市场，不可能成为主要的国际结算和储备货币。这两个内在机理是相互矛盾的，因此，形成了悖论。在贸易项破解不了特里芬难题的背景下，一些人试图通过资本项来破解这一难题。

　　在已有的国际收支表范围内和已有的国际经济活动范畴内，要破解特里芬难题是几乎不可能的。那么，中国经济发展中面临的特里芬难题挑战有没有破解之道？“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在破解这些难题方面有着超出已有理论和实践的积极效应。

　　全球经济资源配置之中国新突破

　　在现代社会中，经济越发展、居民生活水平越提高，对基础设施状况的要求也就越高。但是，基础设施建设往往有着投资大、工期长和经济收益低等特点，在财政资金吃紧的条件下，要持续性进行基础设施投资，是一件困难之举，因此，亚洲乃至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既苦于基础设施落后、难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又苦于缺乏足够的建设资金来推进基础设施完善，还苦于由此引致的经济社会生活（甚至政局）不稳定。在此条件下，它们有着改善基础设施状况、保障社会经济发展的迫切要求。“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以基础设施建设为抓手，满足了相关国家和地区的这些内在要求，因此，容易得到它们的积极响应和有效支持。

　　与传统的国际贸易相比，“一带一路”所展开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有着三方面特点：第一，“一带一路”在相关国家和地区范围内展开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由于投资建设地区常常不能提供建设所需的全部建材、设备和工程建设团队，为了保障工期推进和工程质量，需要从海外进口和引入建设条件，由此，使得这些基础设施建设具有了带动国际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的效能。第二，基础设施建设具有不动产投资的功能。与生产性投资建设工业企业相比，基础设施工程建设一方面根据工程特性需要各种复杂的建材、技术、设备和其他物资，另一方面，建设完毕后并不直接形成工业品的生产能力、提高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工业生产能力。这些基础设施建设工程竣工后，提高的是公共服务能力，因此，在多数情况下并不直接提高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出口能力。第三，基础设施建设既具有经济建设的性质又具有民生工程建设的性质，它在提高相关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同时，提高了它们的社会福祉水平，增强了它们的医疗卫生、教育事业和文化发展的能力，因此，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持续性影响力远远超过了国际经济中一般的货物贸易。这些特点决定了，中国推进的“一带一路”战略将突破传统的国际贸易框架和生产性投资机制，既有利于推进中国对外贸易的扩展，改善中国的对外贸易条件，提高中国通过外贸机制对全球经济复苏的贡献率，也有利于形成投资与贸易相连的国际经济发展新机制，还有利于提高相关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福祉。

　　与前些年中国企业单兵出海相比，“一带一路”所展开的“走出去”战略有着三方面特点：第一，“一带一路”以众多企业抱团出海为架构，又借助多边机制，能够在这些方面形成效率较高、成本较低的群体效应。第二，“一带一路”在抱团出海的背景下，可以形成抱团取暖效应，不仅有利于相互形成外部经济以促进内部经济效率提高，而且在互联互通机制的推进下，有利于相互协调相互推进市场开拓。第三，“一带一路”通过多边机制，使被投资国自身纳入了投资者范畴之内，容易形成利益共同体，同时，随着“一带一路”投资项目向沿线各国和地区的延伸，这种利益共同体也将扩展到他国和地区，形成长久的合作共赢前景。

　　与传统资本输出中的金融运作相比，“一带一路”实施过程中的金融支持有着三方面特点：第一，在以往的资本输出中，实体企业的资本“走出去”主要运用自有资金和位于本国的金融机构借贷等金融服务，有着投资规模较小、金融机制较少和金融服务不充分等缺陷。与此不同，“一带一路”借助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机制，能够同时为众多“走出去”的实体企业提供具有国际水准的综合金融服务，从而，使得实体企业得到的金融支持更加及时充分。第二，在以往的资本输出中，“走出去”的实体企业可以争取被投资国的金融服务，但这种金融服务大多是“一对一”的“点式”格局，各家实体企业之间互不相连，很难形成金融服务的群体效应。与此相比，“一带一路”的金融服务面对抱团出海的众多实体企业，不仅可以形成“线式”格局，而且可以形成“面式”格局，使各家实体企业连成一片；不仅服务于中资企业，而且可以服务于外商企业，由此，容易形成片状立体的综合金融服务格局，有效支持各家相关企业的总体金融服务态势。第三，在以往的资本输出中实体企业所能得到的金融服务局限于金融机构已有的产品、机制和项目等，很难根据自己的特殊情况要求金融机构提供带个性化的创新服务。与此不同，“一带一路”的金融机制是一个创新过程，根据实体企业的发展要求，创新金融产品、金融机制和金融项目是其中应有的内容，由此，在服务于众多实体企业过程中金融服务创新也将持续展开，使得实体企业的各种特殊要求能够得到尽可能地满足（这同时也是创新国际金融市场机制的过程）。

　　上述各项特点，决定了“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既有利于打破中国进入国际贸易、国际服务和国际投资等市场的壁垒，在合作共赢、创造和谐世界等方面形成与霸权主义不同的国际经济新规则新秩序，也有利于突破特里芬难题中资本输出国的悖论循环，使中国借助多边投资机制，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有效提高全球经济资源配置能力，闯出一条新的适合中国扩展对外经济活动的路径。（作者：王国刚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