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带一路网消息：原编者按: 2014年以来中央决策层提出的“一带一路”、“亚投行”战略，标志着全球秩序的中国想象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在经济层面，它激发的是产能输出与资本输出的冲动；在战略层面，它追问跨行业、跨地区乃至跨国境的统筹规划能力，并诱发关于新的地缘战略的政治设计。中国正在参与塑造新的全球秩序，这是一幅迅速展现在我们面前，令人激动却又十分陌生的图景。 

    修远基金会长期关注全球化问题，2015年6月，在基金会理事曹远征先生的启发下，基金会筹备、召开了“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社会主义”专题会议。通过本次会议，基金会认识到，目前的全球化进程，在时间、空间、路径、结构、原则、主体和形态等都已出现新的特征，有可能演变成新型全球化。这将给中国未来三十年的战略格局和战略机遇，带来新的不确定性与全新的挑战。 

    以此为契机，修远基金会准备展开全球化专题研究：组织系列研讨会，在多个主要方面预判全球化新形势和战略机遇的轮廓和特点，形成相应的形势报告。 

    修远基金会希望与中国战略界、学术界、政治界一同认识和把握时代拐点的新形势，共同促进新型危机意识和思维。而本报告，作为“全球化”课题的起点，以提出问题为目标。本报告认为，以下几个重大问题将会迅速浮现出来并对走向世界的中国人构成重大挑战： 

    1.救亡时代渐次形成的独立自主、抵御外辱的文明史观如何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命题相互协调？ 

    2.以民族国家为基准的国家形态构造如何与生产环节日益全球分布的全球化新时代相适应？ 

    3.在日益复杂的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全面改革如何实现国内共同富裕与跨国、跨区域共同发展相协调？ 

    世界正在快速变化，全球化正在呈现不同于往昔的崭新面貌。中国也在快速变化，它被自身的运行规律和全球化的运行轨迹共同影响，百多年来行之有效的动员模式和使命召唤正遭遇全球化时代的全新命题。 

    引言 

    今天，全球化出现的新变化集中体现为生产环节的全球分布。这不仅仅是指商品交换和消费的过程遍及全球，也是指经济的核心环节——生产过程——分布于全球。生产、交换、消费各个环节的全球化，意味着社会生产总过程的全球化，意味着世界市场更具威势:它不再只是国家秩序的附属品，也不再由少数国家主导，它愈发成为一个自主的、独立的体系。与这一过程伴生的，是由单一国家主导世界秩序的传统霸权模式的衰落。美国霸权在今天的衰落，并非仅仅由于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在更深层意义上，是因为世界市场已经成长到不由单一主体决定的时代。这可能意味着由于霸权缺失而导致的世界性动荡，也可能指向一个更平等、更合理、更多元的世界秩序。从这一视角出发，我们看到，中国的民族复兴事业与此种全球化新形势正面遭遇：一方面，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成长，已经到了新的阶段，我们的影响力已经跨出国境，为了进一步的发展，我们必须走出国门；另一方面，对于中国而言，依靠商品、资本输出而获取超额利润的机会或许已经不再可能，取美国而代之主导世界秩序的幻想也应该被抛弃。我们的民族复兴不能以恢复以往“天朝上国”的荣光为目标，而是需要以一种在新的全球化时代对中国、对全体中国民众而言更为理想的生存秩序为追求。在此种背景下，重新理解中国政治领导层提出的“共同发展”的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可以发现，它们并不是空洞的道德理想，而是既具有现实迫切性，又具有理论可能性的新的思想命题——只是，它需要我们超越国际战略、外交模式等技术性视角，从更深层次的国家理论和国家形态来角度进行思考和探索。 

    从“救亡图存”到“全球风险” 

    中国人与近代世界秩序的初步接触，是在现代武力的巨大压迫之下进行的。在西方文明的巨大冲击下，原本支配着中国人思想的“天下秩序”逐步崩解；在外部武力的直接威胁下，“天朝上国”的自满迅速转化为“保国保种”的生存焦虑。从此，外部世界不再是“蛮夷之疆”与“化外之地”，而是强有力的他者。中华文明也不再是世界之中心，它只是众多文明之一。这种危机感激发了古老文明体内部强烈的救亡意识。此种意识是在过去的辉煌与当下的困境的强烈对比之下产生的，是一种极为强烈的集体激情。它有利于凝聚人心和积蓄力量，但也容易激化为对自身传统和外部世界的怨恨与悲情。这种集体激情成为近代塑造中华文明新主体——新的民族、新的国家、新的政党——的重要条件。然而，它同样也需要一个相对漫长的时间历程来消化与激情伴生的怨恨和悲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共和国的成立仅仅只是一个开始，中华民族重新塑造和中华文明政治体的现代转型，将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历程，是一个在与外部世界的复杂互动中不断自我定义和自我革新的动态历程。

    近年来，历史学界一方面力图超越救亡时代形成的民族主义叙事，另一方面也在突破一元化的、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化历史叙述。这两种看似不同的历史叙事，事实上分享着同样封闭性的历史观。要跳出西方中心主义又避免简单的反西方中心主义的逻辑，就必须揭出动态、多元、东西交融的复线现代历史进程。事实上，关于“停滞的帝国”的中国史叙述，并不是事实：中国本身处于不断的自我调整之中，并且有着自身内在的“近代化”趋势；但与此同时，外部变革的冲击——来自西方的冲击是不可否认的：对我们影响至深的工业生产模式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现代生活模式基本是从外部习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