瑜伽的这种立场与观点，与成龙功夫喜剧所潜含的“个人英雄主义与救世情怀”，各具特色却息息相通，具有广阔的互动与对话的可能。《功夫瑜伽》中的大结局，正是在这种哲学观念的感召下，在好人战胜坏人，正义战胜邪恶，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种大团圆结局的封闭文本中，在洋溢着印度歌舞风情的氛围中，尽情地载歌载舞，以最大限度地满足春节期间大众的审美快感。

　　“响应国家一带一路的号召，促进中印文化交流”，《功夫瑜伽》中成龙饰演的男主角所说的这句台词，揭示出该片的成功，得益于国家“一带一路”的战略背景。

　　2014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印度时曾表示，中方愿意同印方共同制定中国—印度文化交流计划，扩大文化、教育、旅游、宗教、影视、媒体、人力资源等领域交流合作。2015年5月印度总理莫迪访华之际，在“中印电影合作交流新闻通气会”上，首次正式公布了包括《功夫瑜伽》在内的中印合作电影项目。

　　作为全球银幕数第一、年度电影票房第二的中国，与全球年度电影产量第一的印度，其合作无疑具有广阔诱人的前景；但是，与日趋成熟的中美合拍相比，中印合拍显然尚处于探索阶段。

　　由于中国电影人所接触的，主要是来自美国好莱坞、前苏联或者欧洲电影的工业话语体系；而对自成一体的印度宝莱坞电影工业制作流程，则显得较为陌生。因此，中印双方对电影本体、类型的理解以及两国相关法律的表述等，都存在较大的差异性。

　　例如，《功夫瑜伽》在洽谈过程中涉及的发行区域界定，通常理解中的华语地区多指港澳台，最多辐射到东南亚；但印方习惯以为印度语地区为划分，不但包括印度本土、北美、欧洲甚至中国香港等影院有印度语影片放映的国家及地区都算在其中。

　　据介绍，当印方要求享有在印度语地区的拍摄决定权时，《功夫瑜伽》的中方代表着实有些发懵，因为这是以往与其他国家合作过程中从未遇到过的划分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中印双方《功夫瑜伽》合作谈判存在诸多困难与挑战，但是，制片人张逸松认为，问题的核心，在于对方在主题表达上“能否认同影片的成龙标签，而不是中印合作下简单的宝莱坞电影”。

　　毋庸置疑，中方制作人员之所以坚守这一立场，有其深刻的现实基础。

　　一方面，以功夫片著称的成龙，其主演的电影全球总票房已经超过200亿元，为华人演员之首。《红番区》《尖峰时刻》系列电影在好莱坞乃至全球大放异彩，更是奠定其国际电影巨星的地位，2016年成龙获得奥斯卡终身成就奖，这也是首位获此殊荣的华人演员，因此，《功夫瑜伽》最大的主角和市场卖点，无疑就是成龙。

　　另一方面，近年来，随着中国电影与境外电影合作日趋增多，中国电影人业已越来越熟悉世界电影工业的制作体系和话语规则，中国电影在对外合作中，不再只是一种配角和点缀，而是完全有能力支配和掌控影片制作的话语权。

　　据报道，在国际市场上，《功夫瑜伽》的表现也同样可圈可点可。在马来西亚，《功夫瑜伽》以270万马币打破了中文影片在农历新年单日的票房的新纪录，在新加坡，也以50万坡币夺得中文片票房冠军，成为贺岁档华语片海外票房冠军……在这个意义上，《功夫瑜伽》的成功，无疑也就成为“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电影“走出去”的文化自信的一种写照和象征。（范志忠 作者为浙江大学国际影视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