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马华人和中国人民患难与共 

　　中国一带一路网消息：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从西安经中亚西亚连接地中海各国的通商之路。明朝初年即600多年前，郑和七次下西洋，把中华文明带到东南亚、印度洋西岸和东非各地。历史遗迹证明郑和及其船队曾在马来西亚马六甲州停留过好些时日。他们挖掘的那口井仍保留着，叫三保井，后人建立三保庙，把郑和当神供奉。出土文物也证明打从那时候起，中国人就陆续到马来半岛和新加坡经商和谋生。

　　清朝末年，外国入侵，朝廷腐败，民生凋敝，广东福建两省沿海黎民百姓纷纷背井离乡，“过番”（迁徙）南洋找生活。当时的百姓一贫如洗，盘缠没着落，便签卖身契随“水客”到南洋当苦力。卖身者出身卑微，因而人称“卖猪崽”。

　　民国初年，军阀割据，战祸连连，过番者加剧，据学者统计：1941年日军南侵之前，马来半岛包括新加坡的华人比当地土著多出15%。

　　中华民族刻苦耐劳，挥斧头，拉大锯，百年大树纷纷倒下，千里荒原变成沃土。过番猪崽长袖善舞，十几年功夫，那张卖身契换来千亩良田地契，当年栖身的茅舍如今已是消闲的别墅。当年低贱的小人物，今天已是财力雄厚的社会栋梁。 

　　中华民族心连心，新马华人和中国人民情同手足，患难与共：辛亥革命，孙中山先生奔走南洋，新加坡和马来半岛的槟城是他每次来访的落脚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起义所用的武器就是新马人民筹钱买的；“七七”卢沟桥事变，新马华人义愤填膺，发起“救亡运动”，成立文工团宣传抗日，设筹赈会，筹款支持八路军抵抗小日本；战事吃紧，海路被敌寇封锁，弹药物资只能从缅甸港口上岸，用大卡车经滇缅公路运往云南昆明。当时中国缺乏开车司机和修车技工，远征军司令拍急电向新加坡侨领陈嘉庚求救。陈嘉庚一声令下，3008个司机和技工告别家人到云南投入战斗。抗战胜利后，活着回来的没有几个。新马人民和中国人民唇齿相依，以沫相濡，是命运共同体呀！ 

　　那些人那些事已成为历史。我们怀念那段历史，珍惜那份情谊。今天中国已崛起强大，我们深感欣慰，引以为荣。 

　　二战后作品有浓浓的本土色彩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一批文人和知识分子如胡愈之、郁达夫、王任叔（巴人）等到新马从事文化工作。这批人也把文学种子撒在这片土地上。那时候，他们的作品多半抒发乡愁国愁的郁愤情怀，字里行间含着浓浓的桑梓味。这类作品文学史上称之为“侨民文学”。 

　　郑和下西洋、过番猪崽的艰辛创业、抗日期间如火如荼的救亡运动以及抗日军和鬼子搏斗等历史事迹，丰富了作家的思想内涵和作品内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投降，新马作家重新出发，不过格调已变，思乡情怀和桑梓味荡然退色，取而代之的是浓浓的本土色彩。抗日游击队的英勇事迹、各民族人民反殖民统治的无畏斗争、过番猪崽开荒辟地的艰辛以及华人社会对维护华文教育的无私奉献等等都是热门题材。 

　　写得最勤、水平出众的作家有方北方、林参天、苗秀、韦晕、方修、杏影、姚紫、流军等。他们的作品充满热带情调，是名副其实、道道地地的本土文学；此外，形式和技巧也有所创新，最具代表性的长篇著作有以下几部：苗秀的《火浪》、韦晕的《浅滩》、林参天的《浓烟》、方北方的《迟亮的早晨》和流军的《海螺》。 

　　《迟亮的早晨》着重描述日本法西斯对马来半岛和新加坡的血腥统治以及人民奋勇抗争的生活实景。其中有青年学生热烈参与救亡工作的真挚动人的描写；有街头巷尾、路边旷野尽是腐烂不堪的饿殍场面的刻划，也有腐败官僚荒淫生活的暴露；交织着新马华人爱国爱民的高尚情操。文笔流畅，情节跌宕感人，是一部抓紧时代脉搏、不可多得的呕心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