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带一路网消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引发世界热议，在得到沿线国家积极回应的同时，也面临一些质疑。质疑者以西方为参照系，认为“一带一路”建设是大国崛起的战略，并与历史上的荷兰、日本、英国等进行比较，分析中国的战略及其制约。其实，这种用近代以来西方话语体系来理解“一带一路”的方式是完全不符合实际的。首先，“一带一路”承载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梦想，但中国的复兴所涉及的不仅是一个国家的复兴，更是文明的复兴，所以不能运用“大国崛起”逻辑来理解；其次，“一带一路”所涉及和解决的，远不是中国单个国家的发展问题，更是全球性的问题，比如贫困、贫富差距、全球治理等，是解决全球性挑战的创新方式，也是助推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途径。

    “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提出的全方位开放战略，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旨在欧亚非沿线65个国家，44亿人口建立由铁路、公路、航空、航海、油气管道、输电线路和通信网络组成的综合性立体互联互通的交通网络，并通过产业集聚和辐射效应形成建筑业、冶金、能源、金融、通讯、物流、旅游等综合发展的经济走廊，通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等“五通”来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深化经济技术合作，建立自由贸易区，最终形成欧亚大市场。其中，能源走廊着眼于大宗商品定价权，物流与金融等走廊着眼于贸易投资标准制定权，资金融通则推动人民币地区化国际化，互联网、电网及智能丝绸之路建设则推动形成电子商务世界贸易规则，大力提升中国的制度性国际话语权。

    一、“一带一路”助推走出“西方中心论”

    “古希腊产生了古罗马，古罗马产生信奉基督教的欧洲，信奉基督教的欧洲产生了文艺复兴，文艺复兴则产生了启蒙运动，启蒙运动产生了政治民主制和工业革命。与民主制杂交的工业进一步孕育了美国，从而体现了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牛津大学教授彼得·弗兰科潘发现，这种流行说法只是西方获得政治、文化以及伦理道德上胜利的口头禅，并非历史的真相。

    他在其新书《丝绸之路：新的世界观》中写道：“几千年来，正是东西方之间的地区，即把欧洲与太平洋联系在一起的地区，构成地球运转的轴心”。书的前言写道，在这个地区，世界上一个个伟大的宗教诞生了，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和印度教百花齐放。正是在这个大熔炉里，各种文明相互竞争、相互融合。在这里，一个个伟大的帝国兴盛和衰亡，文化与竞争对手之间冲突的后果在数千英里以外都被感知。站在这里，可以开辟看待历史的新途径，展现在眼前的是一个深刻的相互连接的世界，一个大陆上所发生的事情可以影响到另外一个大陆，中亚大草原上所发生的事情的余震可以在北非感觉到，巴格达的局势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产生反响，美洲新大陆的发现可以使中国的物价发生变化，导致印度北部马匹市场上需求的激增。这些震动沿着一个网络传播。这个网络向四面八方展开，沿着这些路径，朝圣者和战士、牧民和商人走过。货物和物产得到买卖，思想得到交流、借鉴和提炼。他们所携带的不仅有经济繁荣，而且有死亡和暴力、疾病和灾难。19世纪末，这个庞大的网络被一位著名的德国地质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冠以一个名称。这个名称一直延续下来：丝绸之路。

    彼得·弗兰科潘发现，亚历山大大帝在欧洲之所以被称为“大帝”，不只是就其文治武功而言，更重要的是因为他远征至印度，将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印度文明等学术成果置于亚里士多德名下，为欧洲的文艺复兴埋下伏笔。当工业革命、地理大发现后，欧洲人又将殖民世界美其名曰文明的传播，“西方中心论”就这样自圆其说了。

    他因此恍然大悟，“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一直被告知，地中海很重要，是文明的摇篮，而看来十分明显的是，这并不是文明实际上形成的所在地。真正的大熔炉，即字面意义上的‘地中海’——世界的中心——并不是把欧洲和北非分开的一个海洋，而是亚洲的中心地带。”

    彼得·弗兰科潘绝非第一个觉悟的西方人。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马丁·伯纳尔的《黑色雅典娜》一书就指出，在作为西方文明源头的希腊文明形成期间，非洲文明尤其是埃及文明是其重要源头，言必称希腊的西方文明发展史，实际上是近代以来欧洲学者杜撰出来的“欧洲中心论”神话。英国学者约翰·霍布森在《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一书中，更进一步揭示了“东方化的西方”，即“落后的西方”如何通过“先发地区”的东方，主要是通过伊斯兰世界传播到西方的中华文明，一步步塑造领导世界的能力的。更早的欧洲学者，如英国的培根，清晰地描绘了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传到欧洲是如何帮助欧洲开展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

    丝绸之路的衰落成就了欧洲大航海时代，深刻影响人类历史进程。彼得·弗兰科潘的丝绸之路历史研究对“西方中心论”的解构预示着，随着丝绸之路的复兴，不仅会改变人类历史的演进方向，而且会改变我们对人类历史的理解。

    如今，这个中心地带由于丝绸之路的复兴而变成名副其实的“世界岛”。丝绸之路的学问也变成了世界性学问。各国丝绸之路复兴计划中，唯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影响最大。

    二、“一带一路”重塑经济全球化话语权

    走出西方中心论，是破；重塑经济全球化话语权，是立。“一带一路”倡议正在塑造包容性经济全球化，超越经济全球化的不公正、不合理、不可持续。

    从纵向维度看，丝绸之路的兴衰见证着世界历史演进轨迹。“一带一路”倡议所彰显的丝绸之路在21世纪的复兴，告别了西方杜撰的工业革命是人类历史分水岭的逻辑：伪造历史+伪造文字起源=伪造西方文化优越论，这就破解了“西方中心论”神话，开创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通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这“五通”，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命运和责任共同体，推动实现中国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走向共同繁荣。这就是人类大历史背景下“一带一路”的时代逻辑。

    迄今为止，人类经历了三种经济全球化：丝绸之路所代表的农耕——游牧时代的全球化、工业革命所代表的工业——商业时代的全球化，以及“一带一路”所承载的工业——信息时代的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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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东西互鉴与文明交流时代。

    古代丝绸之路是连接东西方贸易与文明交流的桥梁，集中展示了东西互鉴的魅力。

    纵观历史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轨迹，在其千年的演变之间，尽管沉浮多变，但绵延不衰，对中西方做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首先，繁荣了中西方的贸易和商业往来。千余里的丝路上，商贾来往不断，驼铃阵阵，繁华相望于道。在贸易过程中，各类奇货数见不鲜，在相互交换的过程中极大地推动了中西方物质的繁荣，推动了财富、资源以及人员的流动；其次，促进了沿线各民族之间的发展和稳定。由于各民族之间经贸往来频繁，同时伴随着文化交流所带来的相互理解，各族之间没有爆发较大规模的冲突。同时，丝路上各民族之间也呈现出融合的趋势，各民族获得不同程度的发展。

    丝绸之路不仅仅是一条经贸之路，更是一条文化之路，各类文明汇聚于此，发展了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搭建了世界文化沟通交流的平台。佛教就是借由丝绸之路，经印度传至西域，后到达中原地区，并在中国广泛传播。了解我国古代丝绸之路的发展脉络，有利于从宏观上把握当今“一带一路”建设同古代丝绸之路的联系，从而更加全面地了解两者之间的联系和异同。

    古代丝绸之路在经贸合作、文化交流、民族稳定三个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而“一带一路”的建设，也同样会发挥古丝绸之路这三大独特作用。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提到的，这有利于欧亚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模式更加广阔，这是一项造福沿途各国人民的大事业。放眼古今丝绸之路，两者同为“亲善之路”、“繁荣之路”、“交流之路”。

    2.以西方为中心的所谓经济全球化。

    自从古丝绸之路中断后，欧洲人走向海洋，通过地理大发现殖民世界，开启所谓的经济全球化。然而，这是真正的经济全球化吗？打开“夜晚的世界”图可以发现，只有日本、北美和欧洲发达国家沿海地区灯火辉煌，而在卫星上看不到世界其他地方的灯光，那些地区的人们依然生活在“贫困的黑暗”之中。按照世界银行数据，当今世界产出的八成来自于沿海地区一百公里的地带，因为地球71%的面积被海洋覆盖，90%的贸易通过海洋进行。这种西方中心的海洋型“全球化”其实是“半（部分）全球化”。

    3.包容天下的经济全球化。

    “一带一路”正在推动全球再平衡，即通过鼓励向西开放，带动西部开发以及中亚一些内陆国家的开发，在国际社会倡导经济全球化的包容性发展理念；改变历史上中亚等丝绸之路沿途地带只是作为东西方贸易、文化交流的过道而成为发展“洼地”的面貌。

    “一带一路”在经济全球化新时代继承和弘扬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古丝绸之路精神，正在纠正近代以来西方殖民体系及现今美国霸权体系造成的经济全球化碎片化、分裂化局面，以沿线国家的共同现代化超越近代西方开创的竞争性现代化，推动实现持久和平、共同繁荣、普遍安全的和谐欧亚。

    因此，如果把作为古代东西方贸易与文明交流之路的丝绸之路称为经济全球化1.0时代：其单元是文明，载体是欧亚大陆，动力是贸易——文化，遵循的是“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近代西方开创的工业革命所代表的工业——商业时代的全球化称为经济全球化2.0时代：以民族国家为单元，通过海洋实现全球贸易——投资扩张，确立西方中心世界；那么，“一带一路”作为21世纪的洲际合作倡议，不只是打通历史上中断的丝绸之路，而是借助丝绸之路的历史概念，通过互联互通，帮助内陆地区寻找海洋，帮助南方国家实现工业化，助推人类文明的共同复兴。如此看来，“一带一路”就可以称为经济全球化3.0时代：秉承“万物互联”，运用3D打印机、大数据和智慧城市，推动E-WTO进程，开发和应用包容性技术——改变传统技术让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局面，创新和实施包容性制度安排——推动国际贸易、投资规则更加公正、合理、包容，开创包容性经济全球化——实现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千年梦想。

    三、世界对“一带一路”的期待

    2015年11月第六届世界中国学论坛上，一位埃及学者感慨：“多少年来，西方国家在中东地区输出军火与动荡，是为了攫取石油；只有中国带来经济发展合作倡议，我们求之不得！”

    的确，“一带一路”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弯道超车、变道超车、共同复兴，超越了西方现代化逻辑和经济全球化逻辑，开创21世纪人类新文明。

    世界正从传统媒体、产业和经济全球化走向新媒体、新产业和新经济全球化。近代以欧美百万、千万、亿级人口实现工业化为经验的西方话语体系遭遇当今几十亿级新兴国家人口实现工业化的巨大挑战，普世价值的边界不断被厘清，这也为发展中国家从观念、理念上走出近代、告别西方，提出21世纪更具通约性、时代性和包容性的话语体系，实现软实力的弯道超车，提供了历史性机遇。

    世界期待分享中国机遇、中国模式与中国方案，“一带一路”建设民意基础坚实。习近平主席2013年秋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与强烈反响。这是世界“中国热”盛行的写照，折射出世界渴望分享中国机遇、中国模式与中国方案，以推动历史和文化的传承与复兴，解决各国面临的发展难题。“一带一路”帮助实现联合国后发展议程，倡导中国梦与世界梦相通，引导世界“中国热”走向，提升我国的话语权。比如，我国国家电网的长距离、特高压输电网，可以实现成本最小化，推动人类共同现代化。再比如，我国的北斗导航系统2020年可以实现全球覆盖，不像GPS依赖网络，将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发展远程教育，扫除文盲，脱贫致富，ICT系统（信息通信技术）也将鼓励后发国家实现“变道超车”的梦想。

    正如非洲谚语“独行快，众行远”所揭示的，中国的发展只有以广大发展中国家为伴，实现共同发展和文明的共同复兴，才能行稳致远。与此同时，中国模式鼓励广大发展中国家自主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打破了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神话，还原了世界多元性。

    四、结论

    软实力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关键制约。中国要想实现伟大复兴必须迈过软实力这道坎，超越近代赶超西方的逻辑，提出解决人类共同关切的时代方案。“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中国的制度性国际话语权建设带来了希望，其基本思路就是，中国要把数量的优势变成质量的优势，变成结构性权力。一方面要跟欧洲、美国、日本等先进国家竞争，搞“中国制造2020”，实现弯道超车；另一方面要搞互补合作，着眼于更需要中国资金、技术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变道超车。中国不是被动地加入经济全球化，而是要创造一个新的经济全球化体系。这就是“一带一路”的软实力使命。

    从纵向维度看，“一带一路”超越经济全球化1.0、2.0版本，打造经济全球化3.0版——包容性经济全球化，重塑历史话语权；从横向维度看，“一带一路”在21世纪复兴“团结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丝路精神，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推行新多边主义和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助推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文明古国实现弯道超车、变道超车、共同复兴，推动解决人类面临的诸如贫困、贫富差距的普遍性重大挑战，开创国际合作与全球治理的新模式。“一带一路”正将中国的规模优势、后发优势、历史文化优势，通过制度优势实现倍增，并转化为结构性权力与制度性话语权。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更多的是要为解决人类公共性问题与挑战发出中国倡议、提供中国方案、展示中国智慧，这就需要复兴——包容——创新的三位一体：复兴古代文明，包容西方文明，创新人类文明。“一带一路”倡议就服务于此，正在并将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一带一路”倡议将“部分经济全球化”变成“包容性经济全球化”，将经济全球化与本土化相结合，帮助更多国家脱贫致富，开创21世纪地区与国际合作新模式，开创绿色、可持续发展新气象。

    理论上，世界日益增长的对合作公共产品需求与落后供给能力之间的矛盾，就是建设“一带一路”的动力。实践中，建设“一带一路”，必须正视已有或将来可能出现的各种认知风险。必须确立这样的共识，即丝绸之路是欧亚国家的共同记忆，“一带一路”是沿线国家的共同事业，始终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通过共商共建丝绸之路，达到共担风险、共襄盛举的目标。

     古丝绸之路如此，“一带一路”倡议亦然。对中国而言，要跳出大国崛起的范畴来解释“一带一路”；对外国而言，要跳出近代西方话语体系和历史经验来理解“一带一路”。

     这就需要联接中外、沟通世界，学会运用世界话语传播丝绸之路文化、讲好丝绸之路故事、阐明丝绸之路精神，让沿线国家、沿线人们听得懂、能接受、能理解。这样，古老的丝绸之路才能更好更快地在新时代焕发出强劲的生命力。（作者：王义桅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