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带一路网消息：近日，教育部印发《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教育大开发、大交流、大融合的契机已然形成。冯达旋教授说，“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行，令人自然而然想到它有催生一个“超级大洲”的可能，甚至会推动一场“新文艺复兴”。

    “一带一路”倡议自提出以来，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其中，中国与30多个沿线国家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也态度积极，合作不断深入。

    近日，教育部印发《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教育大开发、大交流、大融合的契机已然形成。澳门大学校长特别顾问与全球事务总监冯达旋教授说，“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行，令人自然而然想到它有催生一个“超级大洲”(Super-Continent)的可能，甚至会推动一场“新文艺复兴”(Neo-Renaissance)。

    或许会催生一个“超级大洲”

    假如产生一个“超级大洲”，那么很可能会有一场“新文艺复兴”，来克服21世纪及以后人类面临的更大挑战。

    记者：您怎样理解“一带一路”倡议?

    冯达旋：2013年9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时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简称“一带”。2013年10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演讲时提出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路”。2014年通过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战略规划》，2015年对外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我很喜欢看地图，北美洲、南美洲、非洲、澳洲各是一块土地，但亚洲和欧洲在地图上是连接在一起的，古人很自然地在这辽阔的土地上因为各种人为因素“铺就”了“丝绸之路”。在某种程度上，“一带一路”完全有可能使得欧、亚的人们在思维上转变为，他们并非生活在欧洲或亚洲，而是生活在一个“超级大洲”。

    记者：这个超级大洲会影响人类发展进程吗?

    冯达旋：假如会产生一个“超级大洲”的话，那么很可能会有一场“新文艺复兴”，来克服21世纪及以后人类面临的更大挑战，比如环境污染、地球暖化等。

    文艺复兴时期的伟人如哥白尼、伽利略等人，都曾在大学课堂里与许多同学一起系统地学习过，包括牛顿也是要在大学里上课的，虽然牛顿不喜欢与别人讲话。

    大学培养出来的这些人，解决了当时人类所面临的一些困难。比如，哥白尼证明地球并不是宇宙的中心。

    人类因为哥白尼、伽利略等人的不朽成就而被带到一个新的境界，打破了无知。但我们也必须承认，这些伟人的成就与他们所受过的教育是不能分割的。大学在文艺复兴时期是功不可没的，今天就更毋庸置疑了。

    记者：如果真的有一场“新文艺复兴”，“一带一路”倡议会在其中起什么作用?

    冯达旋：我说了，古代丝绸之路是“有机”产品，而并非伟大战略的结果。因此古代丝绸之路并没有，也做不到推动中国去全方位了解他人的语言、文化、行为(英文有一句非常简洁的“ways and means”可以形容它)。“一带一路”是中国的倡议，它明显体现出，中国的战略意图是要往外走。这样中国人就不能不去了解我们从来没有花大时间、大努力去了解的文化、语言等。

    所以，从这个角度说，“一带一路”所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变化，它意味着中国几千年来形成的思维要重新改变。它的成功必须是来自中国领导的决心与力量。

    我给你一个“举国力量可成事”的例子。1961年，肯尼迪总统在国会宣布，美国10年之内要到月球去，这在那时简直是天方夜谭。但他的宣言打动了国人的心，动员了全国人民的梦想。九年半之后，美国人就到了月球。

    大学要为“一带一路”做好文化革新的准备

    中国现在教育出来的学子，在21世纪不只是要使得中国强大，还要提高人类生活质量。

    记者：“一带一路”倡议需要教育做出什么样的贡献?

    冯达旋：世界上有一些非常重要但我们非常不了解的文化，比如印度。中国有没有可能把印度看作自己的“月亮”?反过来，印度有没有可能把中国看作自己的“月亮”?全世界只有两个国家人口超过10亿，一个是中国，另一个是印度。印度、中国加起来几乎拥有全世界40%的人口，两国有两三千公里的边界线。全中国几千所大学，研究美国的大学很多，研究印度的只有几所。而与其他文化相比，印度文化可能是最复杂的。

    所以，第一，我们要从大学开始改变思维。我的好朋友、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前校长大卫·奈勒说：“我希望多伦多大学的学生能够用别人的思维去考虑别人的挑战，而不要用加拿大人的思维去考虑别人的挑战。”所以，中国的整个思维要改变，这种改变必须从大学开始。应该根据“一带一路”倡议建立一个全面的蓝图，高等教育必须参与进来，同时让中国最好的、最有创意的年轻人去想这些问题。

    第二，我们要了解全世界的文化。“一带一路”沿线还有很多国家，我们对它们的了解几乎处于半真空状态。这需要高等教育把新的资源投入在这方面，与这些国家合作。

    印度尼赫鲁大学有一批优秀的印度学者，最近有一位中国文化通名叫狄伯杰(Bali Deepak)常到中国来，他把《论语》翻译成了印度文字。这样的人是文化交流的桥梁，可惜太少了。

    第三，我们要思考大国的责任、大国高等教育的责任。现在，中国是大国，中国现在教育出来的学子，在21世纪不只是要使得中国强大，还要提高人类生活质量。他要了解什么是世界公民，就是说，他是中国人，但是也能够把别人看作兄弟姐妹。现在一些世界大公司的总裁是印度人，美国150所重要研究型大学的校长中约10%是印度人。虽然他们还是印度人，但是他们可以用美国人的文化、思维与美国人讨论问题，使得别人很容易接受他们。我觉得这是以后新一代年轻人需要有的生活方式。

    第四，我们要了解到公共政策的重要性。除了研究文化之外，还要研究公共政策，我认为这是现在东亚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新加坡有一个李光耀公共政策中心，不停地训练新加坡年轻人研究公共政策的能力。以“一带一路”为例，高等教育要教会学生了解在公共政策层面怎么样发展“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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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假设我们真的会有一场“新文艺复兴”，它会对教育产生什么影响?会给大学带来哪些挑战?

    冯达旋：教育一定会受到很大影响，而且教育要推动它。受现代信息技术等因素的影响，大学的教育模式肯定会有变化，这需要大学校长有更强大的战略思维，有更长远的战略眼光。

    很多大学校长希望任内学校有些大改变，不会想100年后这所学校有什么改变，而真正伟大的校长要想到100年后学校的发展。在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最伟大的大学校长要算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艾里奥特(Charles Eliot)。他1869年任哈佛大学校长，在任40年，把哈佛大学办成了一所新型的美国大学。那时美国内战已结束，一种新的经济形式——农业机械化诞生了。哈佛当时还在培养学生当教士，教学生拉丁文，跟社会经济改革没有什么关系。艾里奥特说：“我们在美国建大学，不能把英国和德国的大学搬过来种在我们的土地上，我们要在美国播种，用美国的社会和政治习惯把它抚养成为一所新型的大学。”

    文化大融合将催生更伟大的思想和思维方式

    东、西方文化会融合成一种新文化，在这个文化里，儒释道文化的精髓、穆斯林文化的精髓和基督教文化的精髓等都融合到一起了。

    记者：“新文艺复兴”和“一带一路”倡议结合起来，有什么样的文化假设?

    冯达旋：我们现在正面临从未有过的世界性、全球性挑战，用目前的办法似乎难以解决，所以我们要有新的思维方式。

    如果亚洲和欧洲真正变成超级大洲，慢慢的，东、西方文化会融合成一种新文化，在这个文化里，儒释道文化的精髓、穆斯林文化的精髓和基督教文化的精髓等都融合到一起了。在这个新文化之内，会诞生更伟大的思想和思维方式。这不是一两年的事情，很可能需要一百年甚者更长时间。

    我认为，毫无疑问，在短期之内我们可以看到“一带一路”带来的经济效应，甚至经济转型。但是假如它能促进中国人几千年思维方式有所转型，那将是一个不朽的贡献。

    记者：产生新思维意味着创新。大学在创新方面有何独到之处?

    冯达旋：我可以用诺贝尔奖得主的“出身”来说明这个问题。以美国为例，诺贝尔奖得主几乎没有从国家实验室出来的，而主要出现在大学里。科学家在国家实验室里天天做研究，不用上课，也不用带学生，为什么拿不到诺贝尔奖?因为大学才是创新的中心，有经验的科学家与没有经验但能创新、敢提问的年轻学生面对面，这是大学产生那么多诺贝尔奖得主的原因。

    记者：这些年您对内地大学生有什么印象?

    冯达旋：一是因为中国国力的提升，中国内地学生的自信心增加了。但自信不要变成骄傲。

    二是他们越来越敢提问了。这是非常好的现象，说明他们和所谓的学术权威在讨论问题时的“姿态”发生了变化。在讨论问题的时候，人们应该是平等的、不分“上下”的。

    就这一点，我想与大家分享1979年我在丹麦哥本哈根波尔研究所的工作经历。波尔是量子力学的发起人，曾经获诺贝尔奖。波尔所的建筑物相当简陋，但是波尔相信，任何人都可以坐在一起讨论，所以他向全世界开放他的研究所。那时候还处于“冷战”时期，我只有在波尔所这样的地方，才有可能见到苏联、波兰、东德和中国内地的科学家。

    波尔所的一个规矩就是，你随时可以找任何人请教、讨论问题，不需要约定时间。你可以到某个人的房间去，他可以说，“我太忙了，等一下跟你讲”，但是他的门是不可以关的。

    在那里，我们一天到晚讨论问题。波尔所的人对任何人包括清洁工人、秘书都非常诚恳，平等对待，大家都很守规矩。这也应该是高等教育的新思维，讨论问题时尤其如此。

    记者：在“新文艺复兴”的催发之下，高等教育会有哪些不一样?

    冯达旋：亚洲的大学尤其要弄清楚两个观念，一个是博雅教育，另外一个就是学院教育。博雅教育并不意味着学院教育，而学院教育一定要有博雅教育。学院是完成博雅教育的方法之一，但不是唯一方法。

    实行学院制有一定的挑战，全世界实行学院制度的大学寥寥无几。在英国，真正搞学院制的只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和杜伦大学。美国也只有部分大学实行了学院制，且都是私立大学，比较大型的是哈佛大学。还有一些博雅大学，规模较小，不设研究所，开展本科教育，教师以教学为主，不同专业的学生住在同一个宿舍区里。

    澳门大学目前有10个学院，学院里有院长、学生的住所，有自己的餐厅、音乐运动室和讨论中心室等。每个学院不超过500名学生，学生可以来自不同的专业。学院的院长不隶属于院系，他的工作是为了学院的发展。澳门大学聘请学院院长的条件是，一要德高望重，二是对SCI不感兴趣，三是爱学生，而且愿意搬到学院里去住，跟学生在一起吃饭、讨论问题，举办各种活动。学院也叫第二课室，学生要学物理的话要到理学院去学，在学院里主要是学习怎么做人，怎样与不同文化背景的同学交往，怎样与不同行业的人讨论问题。这都是以前没有过的教育，要学生自己去发展。

    记者：慕课对高等教育的冲击真的有那么大吗?

    冯达旋：慕课的发展会不会对大学形成更大的冲击呢?会的，但可能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当然，科技还在发展中。慕课现在面临的一个挑战是能否实现面对面的讨论。

    以后校园会不会消失?我看不容易。大学这个观念，从希腊时代就已经萌芽了。比如，阿基米德和他的学员们一起讨论，其实已经是大学教育的模式了。孔子与七十二弟子一起讨论，也已经是大学教育的模式了。我想这种讨论、教导的方式，是会一直保持下去的。（记者 杨桂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