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开创大国崛起新模式
中国一带一路网消息：从大国崛起视角来观察“一带一路”，可以增强我们发展的战略定力。我们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从某种角度看，我们处于中国崛起的时代。有学者从经济学的视角指出，整个20世纪和刚开始的21世纪，世界经历了和正在经历四个重大经济事件：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二战以后“世界范围内经济增长的扩散”（东亚经济增长的奇迹，撒哈拉沙漠一带国家经济增长的灾难），以及正在经历的“中国经济奇迹”。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王赓武教授提出，从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看，今天的中国正处于第四次崛起之中。其实，中国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仅仅从城市发展看，我们今天说起世界城市，会想起纽约、伦敦、东京、巴黎，而在古代很长时间，世界最大的城市在中国。汉代的长安就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都市。大约1850年，伦敦才超过中国的北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
一个国家的崛起包括内部崛起和外部崛起，而只有外部崛起才是真正的崛起。中国发展到今天，已经进入到影响世界的阶段，外部崛起的重要性凸显。“一带一路”战略就是世界大国在全球博弈的结果。习近平总书记不光是站在中国，而且是站在全球的视角，提出了“一带一路”战略。它不是简单的经济贸易、文化交流战略，而是大国博弈的重器。概言之，“一带一路”是中国崛起时代的大战略。
大国兴衰是一条历史规律
从全球视野观察，大国兴衰是一条历史规律。在人类历史上，总是会出现一些大的发展机遇，在每一次重大的历史机遇中，都会产生一些新兴国家，也总会淘汰一些原来有影响力的国家，新旧国家更替也是一个世界历史现象。仅仅17世纪以来，世界版图就发生了急剧变化。人们看到大清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的崛起和灭亡；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奥斯曼帝国从强盛逐步瓦解灭亡；英国从偏处一隅的岛国膨胀为称霸世界的大帝国，又在20世纪缩回本土沦为二流强国；美国用100多年的时间从殖民地变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德国、日本一度成为20世纪的法西斯国家（人类付出几千万条生命才迫使它们回归正轨），后来却一跃成为经济大国；苏联崛起和覆没也成为20世纪末的悲喜剧；从公元元年到19世纪初，中国一直处于世界的前列，是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20％以上，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但从15世纪以来，中国多次丧失历史机遇开始衰落。
现在，有人讨论欧洲的衰落。眼下的欧洲受到三大问题的困扰：高福利主义、欧元困境、全球化时代的竞争力不足。也有人写书探讨美国的衰落，比如加拿大籍华人马耀邦的《美国衰落：新自由主义的穷途末路》。日裔美国政治学家、《历史的终结》作者福山近期在美国《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上发表《衰败的美利坚——政治制度失灵的根源》一文，细剖美国政治制度诸多流弊，感叹改革无望、“死路一条”（No Way Out）。美国前劳工部长罗伯特·赖克指出：“在美国，一个贫困家庭的孩子想要变成中产阶级或者有钱人也比以前难了。主要原因就是不断扩大的平等差距。现在，平等在美国已经成为一个白日梦。美国中产阶级正在沉沦，低收入阶层的规模日益扩大。”
谈到大国崛起，从近代以来，我们大致可以归纳出三种主要崛起方式。第一种是挑战现存大国的军事战略方式。德国、日本企图通过侵略扩张来实现国家崛起，最后导致整个国家崩溃；苏联走以意识形态和军事力量为根本，和美国形成两极对抗体系的道路，结果是国力被耗尽，走向自我解体。第二种是搭便车方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日本在美国的盟国体系内，又采取此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崛起，但这是一种不完整的崛起，并没有实现真正的崛起，其负面影响迄今存在。第三种是以经济利益优先的霸权方式。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采取不主动挑战英国霸权，以经济利益优先逐步获得霸权的战略，实现了崛起。美国乘着当时的世界霸主英国忙于与后起的德国争霸无暇他顾，首先打击早已衰落的西班牙，取得在古巴和菲律宾的战略立足点；接着借法国财力不足之机，一举控制了巴拿马运河；后来又通过两次世界大战，使自己的国力大大增强。美国的崛起是近代历史上唯一成功的大国崛起。
然而，今天的中国崛起不可能采取以上三种模式的任何一种，因为无论国际环境，还是自身的发展，都决定了她必须选择一条新路。
“一带一路”开创大国崛起新模式
从“一带一路”这个大国崛起新模式的特点，我们可以看出它与近代大国崛起模式的巨大差异。
其一，它是和平型模式。正如习总书记所言，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霸世界的基因。英国哲学家罗素也说过，“如果世界上有‘骄傲到不肯打仗的’民族，那么这个民族就是中国”。常常有外国人会问：是什么精神支撑中国人投入那么多人力物力修筑长城？实际上是一种爱好和平、追求和平的精神。而西方文明是一种竞争性、排他性很强的文明，从希腊、罗马时代的独立城邦，到中世纪欧洲大陆的封建诸侯，直至近代的民族国家，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与实力竞争构成了西方世界体系的基本模式。“力量所及，则尽力扩张”，国家“以实力来确定自己的利益”，国家战略的核心是在相互冲突的国际环境中如何使用国家权力以实现国家目标和扩张国家利益。而从历史传统看，中国基本是一个战略内向型国家，国家命运的焦点是天下秩序的崩溃与重建，即所谓“国家兴亡，肉食者谋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保护国家不被倾覆，是帝王将相文武大臣的职责；而保护道德价值观不被颠覆，即使普通百姓也有一分责任。突出的天下情怀与鲜明的道德意识构成了中国战略文化的内在特征。在中国历史上极少出现以掠夺其他国家土地、财富、人口为目的的征伐，而西方国家从古希腊以来就充斥着对外扩张的历史，古罗马帝国的征伐就长达100多年，后来的“十字军东征”长达200多年，14世纪以来，西方对外扩张的历史更是达到600余年。
其二，它是文化型模式。以往大国对世界的影响主要是依靠军事或经济力量，而中国将来对世界产生影响，主要靠的是自己的文化。中华文化是伟大的优秀的文化，我们应该确立这种文化自信。世界历史上曾出现过20多种重要文明，但几乎都中断了，例如波斯文明、希腊文明、罗马文明。中国是唯一保持文明连续性的国家，其文化的独特性也得以延续下，作为其象征的语言文字和文化传统几千年未曾中断。这种连续性、独特性是中华文化具有创造力、生命力的表现。毛泽东同志说过：“一个民族能在世界上在很长时间内保存下来，是有理由的，就是有其长处和特点。”当然我们也不要贬低别人，中西方文化各有千秋。
中华文化有如下主要特点：
第一，具有高度的包容性。早在中国古代就有思想家明确地提出“和而不同”，但“和为贵”。中华文化可以将各种类型文明的优秀因子加以粘合，其他文化的种子如佛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能在中华文化的母体内找到自己发展的土壤。保罗·柯文认为，西方文明是最狭隘的文明，西方人从不把其他民族的观点放在眼里。而且，西方人为了留存自己的文化，往往强迫别人放弃自己的观点。在未来的日子里，西方必须了解其他国家并向他们学习，不再假定自己拥有根本的优越性。如果西方不能改变自负心态，这将成为其衰落的最终原因。
第二，整体思维方式突出。无论在考察和分析自然现象方面，还是在工程、建筑、医学、艺术等社会实践中，都充分体现出这种思维的魅力。人类思维的进步、升华，既需要科学的分析，更需要整体的把握，需要二者的有机结合。中华文化中的整体思维和系统方法对推动现代科学技术的整体化、综合化的发展，对后现代化社会的思维方法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季羡林先生甚至认为，以分析为基础的西方文化也将随之衰微，代之而起的必然是以综合为基础的东方文化。
第三，人学思想最丰富。中华文化强调人的自我修为、自我提升，注重人的道德的自律与自觉，明“人伦”、讲“中和”、求“致和”，蕴含着协调人际关系、讲究心态平衡的深刻思想。欧美式现代化提高了人们的物资生活水平，同时也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出现夫妻离异、家庭崩溃、人情冷漠等社会现象。随着西方宗教的社会功能下降，中国人学思想的价值更加凸显。
第四，中华文化具有丰富人文精神，比如，天人合一、爱国主义、君子文化、礼仪文化、尚贤文化、忠孝文化以及人道主义精神等。这些都将为中国道路和人类文明进步提供宝贵的精神资源。
其三，它是共赢型模式。“一带一路”战略，之所以能够形成广泛共识，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支持，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它所强调的互利共赢、平等合作、共同发展等理念，与沿线各国渴望和平与发展的诉求高度契合，与团结协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的时代要求不谋而合，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具体体现。
其实，从历史上看，中华文明越繁荣，输出的“和平”因素越多，带给世界的“红利”就越多。1000年前，唐朝开辟通向西域的丝绸之路，是为了把丝绸、茶叶、瓷器销往世界，不是为了用兵。唐高祖李渊认为，对周边邻国应修德结好，和睦相处。繁荣的大唐派出去的不是强大的军队，而是去西天取经的玄奘和尚；强大的明成祖派出去的也不是军队，而是给世界送去礼物的郑和。美国学者牟复礼和英国学者崔瑞德在其主编的《剑桥中国明代史》中讲到了明成祖与亚洲国家发展合作的情况。永乐帝大力培植了与中亚各国的关系。在他统治时期，朝廷接待了撒马儿罕和哈烈的22个使团、32个中亚绿洲国家的使团、13个土鲁番的使团和44个哈密的使团。它们给朝廷带来了诸如贵金属、玉、马、骆驼、羊、狮和豹；它们得到的赏赐是精美的丝绸和其他织品、白银以及纸钞以及其他贵重物品。
其四，它是开放型模式。唐朝之所以出现盛世局面，与当时的开放包容的政治社会氛围有很大关系。唐长安的人口中，外国的商人、使者、留学生、留学僧等总数不下3万人。当时来长安与唐通使的国家、地区多达300个。一些外国人在中国朝廷做官。而清朝正是因为闭关锁国，才错失了市场经济的新文明，并与第一次工业革命失之交臂，当西方的坚船利炮到来的时候，根本无力抵抗。所以，一个封闭的文明即使可能表面很辉煌，但是如果它不知道别的文明正在兴起，就可能处在极端危险、极端脆弱的境地。
真正强大的文明一定是一个开放的文明。我们在推动中国崛起的进程中，一定要开放胸怀，不断了解、消化和吸收所有最先进的文明要素并为我所用，才能做到可持续发展，才能真正地崛起。
最近，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提出了建设开放型经济强国的目标任务，并指出，面对新形势新挑战新任务，必须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进一步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使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与走出去更好结合，以对外开放的主动赢得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的主动，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十八届五中全会把开放发展作为我国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期发展的“五大发展理念”之一，向世界表明中国开放的大门永远不会关上。“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与实施，将进一步提升我国对外开放的水平，促进国际经济文化交流，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更大作用。
郭万超，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传媒研究所所长、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文化产业、当代中国经济发展。主要著作有《中国梦——一个东方大国的成长之道》《当代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竞争力提升研究》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