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世卫组织并肩防疫作用几多

　　中国与世卫组织合作起到了怎样的作用？我认为合作增强了世卫组织作用的发挥，从而对全球的疫情防控作出了贡献。

　　世卫组织协调者和行动者角色得到强化

　　世卫组织有三个功能：指导者、协调者、行动者。2014年西非埃博拉疫情之后，为了回应国际社会不断提高的合作需求，作为技术机构的世卫组织在2015年之后启动了一系列的改革。第一是协调相关领域的科学研究。2015年世卫组织启动了研发蓝图计划，联合了很多的研发机构、制药厂商，一起商定药物和疫苗研发的重点清单，增加资金投入，增进数据共享，加速评估和审批的过程。此次疫情发生后，研发网络被激活。2月11日到12日在日内瓦举办的研讨会议就是该计划一部分。

　　第二，世卫组织增强了实地开展行动的能力，成立了突发事件规划项目。项目第一个功能就是搜集世界各地的卫生信息，对紧急情况进行分级，分配资金用于支持政府的卫生活动、部署医疗队、开展免疫活动等。通过规划，世卫组织有了自己的手和脚，可以把很多行动落地了。为此，世卫组织还成立了一个应急基金。目前，这个基金已调拨了950万美元到地区办公室，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做好应急准备工作。

　　中国带头支持世卫组织发挥真正作用

　　今天的国际社会不仅需要世卫组织，还需要一个强大的、有效的能够真正发挥作用的世卫组织，因此，各国支持非常关键。我认为中国带了一个好头。

　　第一，中国国内严格的疫情防控，很多都超出了世卫组织的标准。比如，1月3日，中国向世卫组织及时通报了疫情，1月7日公布了病毒的基因序列，为全球范围科研力量的联合攻关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第二，知识生产和经验总结。新冠病毒对人类的挑战很大程度归因为现有科学知识不足。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因为应对时间长一点，防病治病的经验相对也要多一些。比如，中国疾控中心科学家发表在《中华流行病学》上的论文，被世卫组织总干事所关注和肯定；3月2日公布的《上海市2019冠状病毒病综合救治专家共识》也可大大减少应对中的不确定性，等等。

　　世卫组织在中国实地考察后发布的联合报告，意义也非常重大，首先，肯定了中国采取的防控措施，而此前不少人对中国的防控效果并不信任。其次，对中国经验进行了小结，这让我们通过别人的眼睛来看自己，更加全面评估当前采取的各种政策。

　　同时，双方合作为中国下一步提供了具体的建议措施。这不仅对中国有利，对世卫组织也非常重要。此前有人曾质疑世卫组织对中国的表扬和肯定是受到了政治压力，而世卫组织最根本的权威是来自国际社会对它专业性和中立性的信任，这种信任来自于科学基础和基于事实说话。我认为，中国主动让世卫组织深入一线进行多方面调研和评估，也是增强世卫组织权威性的一种做法。而专家组成员来自美国、俄罗斯、尼日利亚等多国，他们回国后，也会将其中合理部分提炼出来。

　　在全球防疫中持续开展国际合作

　　未来中国还能对全球防疫起到怎样的积极促进作用呢？

　　在预防输入上，继续与世卫分享数据和经验

　　首先，占世界人口18%的中国继续做好国内防控，本身就是对全球防疫的巨大贡献。国际分享会有助于各国的防疫，尽管每个国家国情迥异，相互借鉴中会各有招术。比如，新加坡举措被网民称为“佛性”，其实非常严格。其中，新加坡法律规定任何医生、化验员、患者家属，以及有可能接触到信息的人，都有上报的义务，反之就属于违法。目前韩国、意大利、伊朗和日本，防控措施也总体趋紧。

　　全球的抗疫重点会逐步从中国转出，我觉得中国可以从三方面加强国际合作。

　　第一，继续加强与世卫组织的协调。中国是全球交通的重要枢纽，此前国际上发生的中东呼吸综合症、脊髓灰质炎病毒、黄热病，中国都有输入性病例，这次疫情中也不例外。所以应该继续提供数据和信息供分享，参与讨论全球疫情防控策略。在全球化时代，相互合作效果最好，成本也最低。

　　激活多边卫生合作布局，动员新力量和新技术

　　第二，在世卫组织整体框架下，激活多边卫生合作布局，应是未来重要方向。中国有区域和多边国际卫生合作的良好经验和基础。比如，在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我们已开展了多年的跨境传染病联防联控；中国和东盟国家之间、以及通过金砖国家、中东国家、中非合作论坛、中阿合作论坛等机制开展卫生合作已有多年经验；备受关注的“一带一路”建设，与之配套的公共卫生合作也早已启动，和世卫组织也签署了合作备忘录。“一带一路”本身就是一条健康丝绸之路，在疾病防控、医疗援助、母婴健康、公共政策、中医领域，已经收获了早期合作果实。中国与东盟国家就疫情防控发布了联合宣言，中国专家组驰援伊朗，3月3日，中国还通过视频会议的方式，和一些中亚国家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专家交流了防控经验，就是以周边促全球的做法。

　　尽管国际交通的发达会增加传染性疾病、跨境传播的风险。但人类是有能动性的，可以选择积极防御，它和“一带一路”总体目标宗旨非常一致，从来都不矛盾。此前一些国际政策造成了“不健康的全球化”，比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就曾经批评世界银行的结构调整政策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公共卫生发展，世界银行听取意见之后，现在也成为推进全球健康的非常重要的力量，特别是在卫生融资上。

　　第三，动员新力量，让新技术加入全球抗疫行列。防疫考验治理能力，而治理这个概念本身就意味着多方面的参与和协调，在全球领域同样，社会的力量、企业的力量也很重要。中国已有一些技术为国际卫生合作作出贡献。比方在西非埃博拉疫情期间，中国企业研发出了不需任何电源就可保持冷藏状态的存储设备，为在非洲地区进行疫苗运输作出重要贡献，同样的技术这次也在武汉投入使用。此外，中国还采取了无人运货车、无人送药机、机器人消毒、民用无人机监测需要医疗服务的人员等新科技新做法。这些技术得到合理开发，便可服务于更多发展中国家的公共卫生体系。

　　综上所述，这次突发疫情让很多人意识到世卫组织在2007年就提出的公共卫生安全概念，卫生安全和领土安全、军事安全一样重要；而树立“共同安全和合作安全”的新型安全观念也迫在眉睫。另外，在一个风险社会中，追求绝对安全、单方面安全几乎不可能。未来我们需要和风险共存，需要去适应和应对风险，更好保护人类大家庭。

　　从科研和教育工作者角度看，卫生治理需要多学科视角，希望有更多高校、更多学科一起协同攻关，拓展对这个领域的了解；希望有更多的优秀学子加入全球治理、非传统安全、国际卫生的研究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