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29日，我国第一个自贸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建立。众所周知，自贸区的建立是为应对国际高水平自由贸易与投资协定的要求，为了实验探索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2015年4月，上海自贸区正式扩围，并加入了广东、福建和天津三家新的自贸区。由此，自贸区建设也由上海“一枝独秀”的1.0时代，进入了沪、粤、闽、津“四朵金花”竞艳的2.0时代。

    同样在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10月召开的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宣布我国将推动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致力于亚太国家互联互通、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投资贷款。仅仅过了半年，习主席又在2014年5月举行的亚信峰会上提出了“一带一路”建设战略，通过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将我国与广大亚洲、欧洲乃至部分非洲国家有机地联系起来，通过经济文化的纽带，重现古代丝绸之路的盛况。

    虽然同属国际化战略，但看起来自贸区与一带一路(包含亚投行)似乎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前者只要在于帮助我国学习和适应国际高标准经济规则的要求，属于被动国际化;后者则是我国推动甚至是领导下的多边区域合作战略，显然是主动国际化的举措。

    在今年3月召开的两会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将这两者(以及长江经济带建设)列为我国今年主要推动的经济建设战略目标。那么，看似差异很大的两大经济战略是否会分散我们的改革精力，导致“贪多嚼不烂”的局面?笔者认为，恰恰相反，两大战略其实相辅相成，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

    首先谈谈自贸区的主要建设背景。众所周知，自贸区所探索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既是我国转入经济新常态下的内在需求，也是应对国际高水平贸投协定的要求。所谓的高水平贸易和投资协定就是指在WTO传统的货物贸易自由化基础上，加入服务贸易自由化(含金融开放)、投资准入、法律保障以及政府竞争中立等要求。换而言之，就是一套不留多少“保护死角”的全方位经济开放合作的协议，因此该种协议被许多学者称为WTO2.0。而首倡所谓高水平贸投概念的国家正是美国。美国是希望制定新的全球经济游戏规则，以有利于利用自己在金融服务业和战略投资中的强势地位，维护自己的全球经济霸权。美国主导的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就是这样一个高水平贸易和投资协定。目前已有包括日本在内的12个亚太国家加入TPP或成为谈判国，另外如韩国等国也正式申请加入谈判。显而易见，一旦TPP谈判成功，亚太统一大市场形成，则会对我国经济产生严重冲击。毕竟，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被排除在自家门口的亚太统一市场之外是我国无法接受的结果。虽然TPP是否形成还存在变数，但是国际政治经济合作风云诡谲，我国当然不能存在侥幸心理。再者高水平经贸合作标准已逐渐为整个西方发达国家共同拥护和推动，比如我国正在积极寻求谈判的国际服务贸易协定(TiSA)以及与各主要发达国家之间的双边贸易与投资协定(BIT)的谈判都有负面清单，金融服务业开放，政府竞争中立等条款。既然躲不开，我国就只能迎难而上：一方面我们需要未雨绸缪，尽快适应这些“大开放、高标准”的要求，另一方面又要积极拓展国际经济合作空间，增加自己在谈判中的筹码，争取对自己有利的开放节奏。

    总结起来，目前美国版的TPP对潜在的成员国提出了6点主要的准入要求。它们分别是货物贸易全面自由化(含农产品贸易)，市场竞争规范化(即按美国标准设定知识产权保护、劳工/环境保护标准等)，服务贸易全面开放(关键是金融服务领域)以及政府竞争中立，并以透明公平的法律平等对待所有成员国企业。反观上海自贸区的改革，明显地显示出了相对应的“四化”特性：货物贸易自由化、服务贸易便利化、投资准入简明化、政府监管中立化。因此，上海自贸区(以及新的三家自贸区)将会继续乃至加快对以TPP为代表的国际高水平贸投协定的适应与探索。

虽然参与TPP谈判的诸多发展中国家与我国有类似的诉求，但是我国已被排除在第一轮谈判之外，因此已无法联合他们维护利益。但是我们如果将视野放得更开阔一些，就会发现美国在亚太地区大力推进TPP的同时，也在对欧洲国家推行一个类似的高水平贸投协定—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协定(TTIP)。美国企图利用自己同时是太平洋和大西洋大国的地位，以自身的大市场为诱饵，对亚太和欧洲两大经济区分而治之，推行自己的新经济游戏规则。然而欧洲国家不愿轻易就范，如美欧在农产品和特殊产业(如飞机制造)的补贴上争吵不休，欧盟对于更大规模的金融开放和自由化也心存疑虑。因此，相似的诉求将中欧两大经济体有效地联系在了一起。

    问题是中欧两大经济体虽同处欧亚大陆，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其经贸往来程度却远不及双方与美国那么密切。如果中欧这两大经济体能通过一带一路的建设真正的实现互联互通，形成有效的大市场，自然会成为美国推行TPP和TTIP的重大挑战。美国甚至有可能不得不遵照一带一路的经济游戏规则以求加入联系欧亚经济圈。即便一带一路的发展没有这么成功，只要有效提高欧亚的互联互通，中欧两大经济体对TPP以及TTIP潜在依赖程度自然也会降低，从而增强自身与美国谈判的地位和筹码。这也就是为何欧盟国家在与美国TTIP的艰苦谈判而成果寥寥后，纷纷申请加入我国倡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为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提供重要的资金支持，而美国的态度却是非常明确甚至气急败坏地反对。

    也就是说，一带一路的建设可以为我国在TPP谈判中争取到有利的地位，从而为我们的自贸区改革赢得宝贵的时间和空间，使得我国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从容地展开各项改革创新的尝试，避免欲速则不达的困境。但是，如何尽快让一带一路真正形成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经济合作区域呢?鉴于一带一路的广大国家大多都已是WTO成员，仅仅沿用WTO的合作机制，很难突出和实现一带一路的时代意义。很显然，在实现互联互通的基础上，我们还要准备好比WTO更加综合的合作机制。

    从我国自身的利益而言，除了政治、安全等因素外，我们在一带一路上的经济利益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我国急需为自己的商品找新的市场;第二，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能源和原材料的稳定供给对我国国民经济平稳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第三，我国正在经历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需要为我国即将被淘汰的过剩产能(主要集中于低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寻找合适的转移地点;第四，我国目前正在积极发展服务贸易，期待在一带一路国家中建立起在教育、科技、医疗、旅游文化等服务业方面新的国际竞争优势;第五，我国也希望通过自己主导的一带一路经济战略，有效提高人民币国际化地位，争取在国际金融和实体资产的交易中更多的使用人民币，从而有效降低我国对美元储备的依赖。

    我国为一带一路所设计的经济合作机制当然需要为我国获得和维护以上所说的主要经济利益服务。因此，除了货物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措施外，我们同时也需要一带一路参与国为我们的投资准入提供法律制度上的保障、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一定的金融开放、为服务贸易开展做好必要的准入对接和便利化、为我国企业在当地的生产经营提供公平竞争的商业环境。而这些诉求在大方向上其实都是与国际高水平的贸投协议要求高度一致的。两者的主要区别只是在于我国的诉求是基于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情况而定的，因而在开放时限和领域上与TPP之类的贸投协议相比要更宽松一些。

    当然，经济游戏规则除了要实现共赢的局面外，还需要有对规则本身的有效保障，即对规则执行程度的监督和破坏规则的惩戒措施等。一带一路中多数为发展中国家，许多国家的规则保障力较弱。这一点在我国近几年的对外投资方面体现得非常明显。而我国如果提出的这些规则与国际高水平经贸合作要求方向一致，则更容易获得同属发达国家的欧盟的支持，从而增强对规则的有效保障，更顺利地被一带一路国家接受和实施。

    审视我国，目前能为一带一路提供高于WTO经济合作规则的地方只有自贸区。自贸区在适应以TPP为首的国际高水平贸投协议要求的同时，已开始将试验成熟的政策规则向全国复制，当然也可以作为我国的规则要求，向一带一路国复制。也就是说自贸区的经济制度实验，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将会被赋予更加重要与宏大的历史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