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矛盾呼唤新变革
党的十九大开幕翌日,香港《南华早报》刊文指出:重新定义社会主要矛盾,暗示中国今后多年、甚至几十年的经济发展重心将发生变化。
步入新时代,面对新矛盾,发展,需要别开生面。
“落后的社会生产”聚焦的是发展,解决的是从不发展到发展的问题;
“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关键词还是发展,只不过此发展已非彼发展。
正如多年以前,邓小平同志所言: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
处在“发展起来以后”阶段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站在了破解难题的最前沿:“全党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如何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我国发展起来后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十九大报告点明破题之钥:“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这个新表述讲的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而不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必须从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方位上来思考,思路不能窄了。”冷溶说。
提出矛盾是解决矛盾的前提,解决矛盾是推动发展的动力。
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重大论断,既坚持了发展是第一要务,又为发展创新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依据。
——新矛盾呼唤新变革: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开启一场关系中国发展全局的深刻革新。
长江之畔,湖北宜昌。
2017年前11个月,这个市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12.6%,地方财政总收入同比下降8%。
数据回落的背后,是一座工业大市力破“化工围江”的壮士断腕之举。2017年,宜昌关停25家沿江化工企业,迈出长江沿线化工企业“清零”3年行动的第一步。
“地方财政收入下降,环保支出增加,我们不是没有压力,但为了还长江一江清水,这个腕必须断!”宜昌市副市长袁卫东坦言。
是否只能重复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的老路?靠加大投资托起增长的模式走不通了,如何走出一条可持续的新路?
从大开发到大保护,“宜昌之问”和“长江之问”,正是“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问,也是经济新常态下,整个国家必须作出的战略抉择。
如果一边是越来越现代化的城市,一边是越来越萧条的乡村,那就不能算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实现平衡、充分的发展,“三农”是必须克服的最大短板。
2018年2月初,改革开放以来第20个、新世纪以来第15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发布。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文件聚焦乡村振兴战略,擘画出一幅新时代中国农村巨变的壮美蓝图。
“这将是乡村发展水平的整体性提升,是乡村的全面振兴。”中央农办主任韩俊说。
——新矛盾呼唤新变革: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中国经济向高质量转变的发展创新。
“需”与“供”,构成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面。
需求一侧,因着美好生活而变得丰富多元;相应地,供给一侧,也须完成由量而质的嬗变。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正在推动中国走上新发展之路。
贵州是一个缩影。
这片脱贫攻坚的决战重地,因地处长江和珠江上游、面对不可逾越的生态红线,必须寻找补齐经济社会发展短板的新路。
唯有创新驱动,才能持续发展。
在大扶贫、大数据、大生态三大发展战略支撑下,贵州创新发展之路越走越宽。2017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速位居全国第一,自2011年以来,地方经济增速已连续7年、28个季度位居全国前列。
“在经济整体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同时,一些地区通过抢抓机遇,充分利用一体化市场、开放型经济和现代化技术,可以超越原有经济结构实现跨越式发展。”宁吉喆说。
——新矛盾呼唤新变革: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动力,持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改革,同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历史性地联系在了一起。
40年前,改革开放开启了一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伟大革命。革命的对象,正是“落后的社会生产”,其价值取向则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党的十九大作出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重大论断,这是我们党对改革开放的充分肯定,是40年一以贯之推进改革的逻辑必然。”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三编研部主任龙平平说。
今天,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已超越空间地域范畴,也不只限于经济领域之内。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相互交织,相互作用。
“这要求我们运用系统思维,用全面深化改革的办法,破除那些造成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张文显说,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对国家治理现代化提出了新的要求。
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
“中国要前进,就要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面对人民群众新期待,我们必须坚定改革开放信心,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更有力的措施和办法推进改革开放,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创造活力。”习近平总书记这样向世人宣示。
紧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守牢风险底线,开拓发展创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正在迎来一场艰难而华丽的转身。
“习近平正在带领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完成这个转折。”美国探索频道纪录片《中国:习近平时代》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