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已经实行的遴选海外优质院校进行合作的例子，他们还探索了依托企业进行订单式培养的模式，以及依托政府间合作创建“鲁班工坊”的思路，接下来在“澜湄合作”框架下的柬埔寨职业教育项目就属于此列。

　　此外，在输出的教育内容上，“鲁班工坊”选取了曾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特等奖的“工程实践创新项目”教学模式，英文缩写为EPIP。简而言之，此种模式的核心亮点是将实际工作中的设备做成相应的模型，让学生们在课堂中通过操作模型锻炼动手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有的模型就像乐高积木一样，学生们想怎么组装这些插件都可以，组装成的模型可以运转。”于兰平介绍说。

　　在这种学历教育的模式下，泰国“鲁班工坊”机电一体化专业第一期的两名学生即将完成在泰国一年和中国两年的联合培养学习，成为第一批同时拿到两国职业院校学历认证的学生。“泰国当地的中资企业已经开始来学院洽谈招聘毕业生抢人了。”于兰平说，第二、三期班现在有泰国留学生45名。

　　但是不同于“鲁班工坊”EPIP模式的标准化配置，协同企业走出去的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和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的教学方法和内容更倾向于遵循“因地制宜”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准则。

　　杨建新到访柬埔寨数次，在他印象中，当地经济以农业为主，工业基础薄弱，全国还未普及基础教育，接受规范的职业技能培训和高等教育的人数更少。针对西港特区对管理、营销、机电、汽车、汉语等方面人才的需求，他们陆续开设了为期两个月到数年的培训课程。

　　“我们专门组建了教学指导委员会，由校方、企业、当地的教育主管部门，以及劳工部门共同制定培养方案，我们派去的老师针对各种不同的需求自编教材。” 杨建新说。下一步，他们还准备联合红豆集团在柬埔寨申办全日制的本科应用技术大学，面向柬埔寨全国招生。

　　想比于柬埔寨，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派去赞比亚的老师遇到的情况更加“原生态”。

　　梁赤民在赞比亚调研时发现，当地教育水平非常有限，教育资源极度匮乏。梁赤民遗憾地介绍道，赞比亚名声颇好的铜矿石大学只有12间平房，计算机房里只有3台电脑。“职业院校条件就更差了，两间办公室、两间教室和一台发动机就开办一所职业院校”。

　　面对这种情况，目前，梁赤民在当地组织各个院校前来支援的老师们紧紧围绕企业的需求，主要开设为期两个月的短期培训项目。

　　“刚开始没人愿意来上这个培训课。” 梁赤民说，由于赞比亚当地不同于中国的法律和政策，培训被看作额外的工作，不但工人们要付出额外的时间，企业也要支付工人额外的费用。在企业最初上报的液压钳工、仪表工等6个学习项目中，人数最少的一个班只有5个人，最多的不过20个人。

　　但随着参与培训员工劳动技能的提高，无论是企业还是员工个人都开始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培训中。2017年，有色矿业集团的下属企业报了15个需要培训的项目，有近200人参加培训，而2018年需要培训的项目上升到了24个。

　　宋凯将这种以满足企业需求为核心的职业培训方式称为“工业园式的职业教育”。他认为，这种以企业带动地方人才培养和经济发展的模式在改革开放以来为推动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实现经济腾飞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现在，中国可以将这种模式分享给相对落后的国家。

　　下一步，有色金属行业职业教育“走出去”的试点工作将在提供企业员工技能短期培训的基础上，着力在赞比亚建设学历教育职业院校，培养当地的孩子们成为与中国企业“心心相印”的建设者。

　　由于境外各国环境不同、需求各异，杨建新认为不能将国内的统筹和国外的实施方案混为一谈，要避免贪大求全、急功近利。而宋凯则直白地建议：“先让大家各自探索，百花齐放、野蛮生长吧！”

　　宗瓦认为职业教育“走出去”的探索也必定需要一个过程，他表示支持大家一起整合力量，一步步将中国输出的职业教育打造成一个杰出的品牌。

　　呼唤“阳光雨露”

　　然而各自探索并不意味着没有统一的规律可循。

　　宗瓦认为，职业院校若想走得稳健，前期扎实的调研工作必不可少，尤其是对当地法律环境、教育政策，以及长期需求的研究。而实践也证明了宗瓦的观点。以上三类项目的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均表示，要“走出去”最起码要“知己知彼”。

　　“首先要弄清楚为什么要走出去，走出去干什么。”杨建新说。

　　“必须要做好调研，找准当地的需求。”梁赤民说。

　　“要能切实帮助当地解决问题，提高他们的教育水平。”于兰平说。

　　在完成这些准备工作之后，在境外维护良好的合作关系也是一项重要的议题。

　　在贫瘠的赞比亚，梁赤民和他带来的教师、电工操作台、电脑，等等，是非常受欢迎的。赞比亚高等教育部职业教育司司长在接待梁赤民时指着自己的办公桌真诚地说：“我的办公室就是你的办公室！”

　　除此之外，试点的职业院校和企业也在呼唤国内的“阳光雨露”。宋凯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现阶段他们需要盘活政策、资金支持和壮大师资。

　　“中国企业已经走出去了，职业教育其实是在追赶他们的需求。”因此，宋凯觉得如今职业教育“走出去”的项目“迫切”需要各方支持。

　　宋凯说，以往中国职业教育没有面临如此迫切的国际化问题，因此职业教育获得的财政支持只需用来培养“中国孩子”，而现在培养“外国孩子”的需求已经凸显出来，所以宋凯呼吁各类涉及国际化办学的政策也应将职业教育考虑进来。

　　从细处着眼，宋凯提出希望地方财政能够向服务“一带一路”倡议、服务国家战略的职业院校倾斜。

　　同时，宋凯认为，教师队伍培养和壮大的问题也亟待解决。“中国企业已经走出去，我们需要能用英语、法语、俄语、哈萨克斯坦语等各种语言教学的老师。如果从全局来看，我们需要一个较为全面的职业技术教师人才培养机制”。

　　“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在发展中解决。”在职业院校“走出去”项目纷纷破局之后，宋凯相信，只要各方积极推动，一定能够将这条路越走越宽。（作者：张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