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杂志：中医药与现代医学互融互通的过程中，是否还面临着一些困难？

　　王笑频：的确存在一些困难。首先，是文化差异，我们的尊崇的“天人合一”等东方哲学人文观念和西方的思维方式还是不太一样；其次，是政策和技术壁垒，现代医学有一套标准的规范体系，而这个体系和我们的还是不一样，我们要进入国际市场，为国际市场提供产品和服务，就要去适应；第三，我们自身的竞争力、国际化水平还有待提高，这就需要有国家政策的引导、有社会力量的参与，更重要的是要有信心、决心和规划；最后，我们在国际上还面临着竞争，包括现代医学的竞争和当地传统医学的竞争，这就要求我们拿出更好的服务和更高质量的产品去回答人家的质疑、提高自己的竞争力。

　　中医药“一带一路”行走蓝图

　　《环球》杂志：未来中医药国际化尤其是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发展蓝图是怎样的？

　　王笑频：我们的目标是，到2020年，中医药“一带一路”全方位合作新格局基本形成，国内政策支撑体系和国际协调机制逐步完善，以周边国家和重点国家为基础，与沿线国家合作建设30个中医药海外中心，颁布20项中医药国际标准，注册100种中药产品，建设50家中医药对外交流合作示范基地，中医药医疗与养生保健的价值被沿线民众广泛认可，更多沿线国家承认中医药的法律地位，中医药与沿线合作实现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

　　《环球》杂志：在“一带一路”沿线推动中医药国际化，具体包括哪些任务？

　　王笑频：首先，要进行政策沟通，完善政府间交流合作机制。充分利用现有政府间合作机制，加强传统医学政策法规、人员资质、产品注册、市场准入、质量监管等方面的交流沟通和经验分享，为有条件的中医药机构“走出去”搭建平台，为中医药对外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深化与世界卫生组织、国际标准化组织、上海合作组织、中东欧、欧盟、东盟等多边合作机制，积极参与国际组织发展战略、运行规则、政策动态和标准规范的研究与制定，营造有利于中医药海外发展的国际环境。

　　其次，要进行资源互通，与沿线国家共享中医药服务。回应国际需求，做好区域布局，支持各类优秀中医药机构与沿线国家合作建设中医药中心，结合不同国家的常见病、多发病、慢性病以及重大疑难疾病，面向沿线民众提供中医医疗和养生保健服务，推动中医药理论、服务、文化融入沿线国家卫生体系。以医带药，针对不同国家的药品规管制度，推动成熟的中药产品以药品、保健品、功能食品等多种方式在沿线国家进行注册，形成知名品牌，扩大中药产品在国际市场所占份额。

　　第三，要实现民心相通，加强与沿线国家人文交流。开展中医药公共外交，以中医药为载体传播中华传统文化，用国际化语言讲述中国故事，促进中医药文化在沿线国家传播与推广，将中医药打造成中国在国际舞台的一张亮丽名片。优化中医药对外教育结构、提高教育质量，鼓励中医药高等院校、社会团体等机构与沿线著名大学合作，将中医药学科建设纳入沿线高等教育体系。面向沿线国家开展中医药学历教育、短期培训和进修，提高沿线中医药从业人员的素质和水平。

　　第四，要进行科技联通，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支持中医医疗机构、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中药企业与沿线一流机构开展科技合作，建立协同创新机制和合作平台，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和中医药传统研究方法，开展多领域、跨学科联合攻关，加强中医药领域国际科技合作，并转化为产品、技术和服务。遵照国际标准制定规则，充分借助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标准化组织等平台，研究制定符合中医药特点的疾病诊断、治疗方法、疗效评价、质量控制等国际标准和规范，在沿线国家推广应用。优化中医药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加强中药资源和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

　　最后，要实现贸易畅通，发展中医药健康服务业。充分利用“互联网+”等新兴业态，加强供给侧改革，建立以沿线市场需求为导向的中医药贸易促进体系和国际营销体系。拓展中医药服务贸易市场，发挥中医药医疗保健、教育培训等传统服务贸易领域的规模优势，支持在海内外设立中医药服务贸易机构，巩固传统市场，挖掘服务出口潜力，提高新兴国家市场占比。

　　另外，要支持有实力的中药企业通过新设、并购、租赁、联合投资等方式在沿线国家建立子公司或分公司，构建跨国营销网络，建设中医药物流配送中心和经济联盟。利用多边、双边自由贸易区谈判，推动中医药产品和服务贸易发展。

　　中医药行走“一带一路”的“后勤保障”

　　《环球》杂志：推动中医药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发展，我们需要哪些保障措施？

　　王笑频：首先，要完善政策机制。建立多部门协调机制，推动将“一带一路”中医药建设纳入国家外交、卫生、科技、文化、贸易等发展战略中，制定扶持政策，实施优惠措施，为中医药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提供强有力的政策保障。推动将中医药合作纳入与沿线国家双边、多边合作机制，加强与沿线国家在传统医药、中医药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措施等领域的信息交流，加大政府间磋商力度，推动沿线国家放宽对中医药服务及产品的准入限制。

　　第二，要加大金融财税支持。充分发挥丝路基金作用，对中医药“一带一路”建设项目给予支持。鼓励国家政策性银行在业务范围内为符合条件的中医药服务出口项目提供信贷支持。鼓励社会资本积极参与中医药“一带一路”建设，以多种形式成立中医药“一带一路”基金。支持保险公司对中医药“一带一路”建设项目和服务出口项目提供保险服务，鼓励保险资金参与中医药“一带一路”建设项目。建设以各类中医药机构为主体、以项目为基础、以各类基金为引导、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多元化投融资模式。

　　第三，要强化人才队伍建设。通过多种途径和渠道，培养一批中医药基本功扎实、熟练使用外国语言、熟悉国际规则的复合型人才。加强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引进，聘请有国际交流与合作经验及影响力的专家、知名人士作为中医药对外交流与合作顾问，推动建设中医药对外交流合作专家智库。有针对性地选派优秀人才到国际组织任职锻炼，建设国际人才梯队，逐步打造一支高素质的国际人才队伍。

　　第四，要加强组织实施。发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和国家中医药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作用，制定任务分工方案，协调解决重大问题，加强对政策落实的指导、督促和检查。地方各级政府要将中医药“一带一路”工作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加强组织领导，健全统筹协调机制和工作机制，制定具体实施方案，鼓励相关机构开展中医药“一带一路”合作，实现各地方分工协作、错位协调发展态势。

　　《环球》杂志：建立多部门协调机制是重中之重，都有哪些部门参与其中？

　　王笑频：中医走出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方方面面。中医药是卫生资源、科技资源、文化资源、经济资源和生态资源，这就要求推进中医药国际化的过程，需要多部门的支持。

　　一是要争取把中医药建设纳入国家外交、卫生、科技、文化、贸易等发展战略中，给予政策支持。二是在《中医药“一带一路”发展规划（2016-2020）》落实中，争取多部门参与。比如这个规划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制定的；海外建设的中医中心和国内基地，是通过财政部支持的中医药国际合作专项设立的；中医药纳入与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的高级别合作机制，是通过外交部、卫计委、商务部等部门的合作机制实现的；中医药海外的文化传播和推广，很多是在国务院侨办、文化部、教育部的支持下开展的。

　　未来，我们希望继续得到各部委的大力支持，协同努力，推动中医药的国际传播与发展。（刘娟娟 吉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