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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带一路网消息：整体规划尚未落地，各省已经在积极争夺“一带一路”的名分，试图从这块投资驱动的国家大战略中分一杯羹。以“简政放权”为核心的自贸区申报热度悄然减退。
如果说2014年全国“两会”自贸区话题稳居“地方热炒榜”榜首的话，2015年这个位子则拱手让给了“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即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分别在2013年9月、10月由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并在11月份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成为国家战略。
在2015年的地方工作报告中，全国31个省份（除港澳台外）全部提出了积极对接“一带一路”的诉求。而在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的各地分会场上，不只这些省份，连香港、澳门也积极表示了这一愿望。
从自贸区到“一带一路”，背后的政经逻辑是什么？抢举“一带一路”招牌，各地政府又有何计划？
自贸区申报，是2014年全国两会的地方战热点。为了抢滩自贸区，二十多个地方的一把手都亲自出马，为自家“拉票”。贵州省长说自贸区申请“有需求，有必要”；辽宁省长表示“这一轮开放的‘班车’，辽宁无论如何得上去，无论如何不能落下”。
但总体来看，地方政府对自贸区的热情已经明显降温。在201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除已申报成功的上海、福建、广东、天津外，明确提出要积极申报自贸区的，只有9个省份了——辽宁、山东、河南、湖北、陕西、广西、吉林、甘肃和海南。对比这两年的地方政府工作报告，从数量上看，地方政府热情减少了四成。
在悄然退出申请的省份中，改名是变动的方法之一。以内蒙古为例，将2014年的“自由贸易区”申报，改为“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复制上海自贸区制度成果”，也是取代申报自贸区的新提法，江苏、黑龙江和四川都是这么做的。
相比“一带一路”，自贸区概念正在“转淡”么？国务院参事汤敏并不这么看，“它们一个是试验，一个是战略，是不可比的。”自贸区不可能一开始就大规模铺开，它要先试验，再推广，所以“中签率”低。“一带一路”是新时期对外开放的战略，它不需要批准，对于地方来说，机会更多，时间更长，竞争也更激烈。
当然，争抢自贸区名目的少了，操作层面的细节探讨还是多了。
在自贸区“退烧”的另一边，“一带一路”火热起来。
在201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及“一带一路”的地区不足5个，然而在2015年的报告中，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全部或详或略地提到了自己的“一带一路”规划。全国各地政府对“一带一路”的关注度一年内由16%跃升至100%。
“跟自贸区的创新驱动不一样，‘一带一路’是投资驱动，前者国家直接投入的机会少，后者肯定会有大量的资金投入进来，所以地方竞争会更加激烈。”商务部研究院林涛这样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地方热情背后的原因。
“激烈”程度首先就表现在了名分之争上。丝绸之路的起点，陕西认为是西安，河南就认为是洛阳；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福建、浙江、广东这些沿海省份在争，连辽宁也在争报“北起点”。
再看两会上各家的表述，希望是“桥头堡”的有云南、天津、内蒙古、山东；“排头兵”有海南和广东；“黄金道”有甘肃……连香港都说自己是“平台桥梁”。
“争名分就是想扩大自己的影响，因为硬实力跟软实力是结合在一起的，他的名气大，就可以‘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就有一些讲头。各个地市还都希望把自己纳入省的发展规划，各个省又都想纳入国家的规划，”林涛说，“打个比方，就像老爹有一块饼，儿子们都来抢，抢到多少是多少。”
不仅书面争，“两会”会场更是各种“求关注”：广东省财政厅长曾志权要求“让外向型经济较好的东部省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多担主角”；甘肃省委宣传部长连辑希望国家“充分考虑像甘肃这样欠发达地区，真正让甘肃搭上‘一带一路’的快车”；辽宁代表张占柱则多次总结了三点“辽宁参与‘一带一路’的巨大优势”。
“国家大战略，大家都响应是必然的，但是有几个地方真把这个问题想清楚了？我觉得并不多。”国务院参事汤敏说，“一个大机会来了，听见人家说，自己也跟着叫，但是机会在哪？根本不知道。”
一带一路抢地盘
蛋糕确实很大，仅从地理版图上来看，“一带一路”实际上不是两条线，而是一张巨大的网。
眼下，“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地理概念远远不止古时张骞出使西域的那条沙漠之路。它还包括北向蒙古高原的“草原丝绸之路”、直通印度的“西南丝绸之路”，以及从沿海城市出发的“海上丝绸之路”。
甚至仍不止于此，习近平在2014年11月的一次讲话中指出：“一带一路”贯穿欧亚大陆，东连亚太经济圈，西入欧洲经济圈。
根据国务院参事汤敏的介绍，“一带一路”至少涉及65个国家，44亿人口，占全球人口的63%。“它不是一个物理概念，而是一个对外开放的新战略。”
积极参与的全国各省也在努力扩充这一概念的边界。目前，国内“一带一路”的核心区域是16个省份——“丝绸之路经济带”指西北五省份（陕西、青海、宁夏、甘肃、新疆）、西南四地（重庆、四川、广西、云南）和内蒙古；“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包括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和海南这六个东部沿海省份。
它们在各自的地理位置和历史传统中，寻找、锁定“一带一路”版图中的重点发展方向。
“沙漠丝路”上的五省份，关注更多的是与中国以西——中亚、西亚、南亚国家的对接，陕西、青海、甘肃都提出了这样的方向。相比而言，风格更明确的是宁夏，依据宗教特点，只对接阿拉伯国家。
在西南，云南和广西的发展重点在于东盟（东南亚国家联盟）。
向北，定位“向北开放桥头堡”的内蒙古，对接蒙古和俄罗斯，其他东北地区也是这个思路：天津、辽宁、吉林和黑龙江都看中了将“一带一路”对接“中蒙俄经济走廊”这条路，顺带合作日、朝、韩。
中部地区触角伸向四方，显得更为“贪婪”。例如四川的规划是南向融入中国-东盟自贸区和大湄公河次区域发展；北向打通成都-西安-环渤海地区，对接欧亚大陆桥；西向形成通往西北和中亚的通道；东向融入长江黄金水道，畅通出海通道。
相比内陆地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6个省份还稍微“从容”些，政府工作报告中的相关规划比较粗略，对“一带一路”着墨不多。
汤敏认为这是因为西部地区的发展需求更旺盛；而东部更加成熟，“一路”比“一带”而言，不需要太多的建设和投资，发展船运即可，是一种更自然的发展。
每一个地方长官心中，都有一个对一带一路的理解。全国“两会”上，三位西部省份代表——四川原省长蒋巨峰、原甘肃省委书记陆浩和宁夏发改委主任张八五，都在提到“一带一路”时联系了“西部大开发”，甚而表示打造“西部大开发升级版”。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研究院合作研究部主任刘英认为这是一种典型的误解，“丝绸之路经济带不是西部大开发的升级版，西部大开发着眼于西部地区经济建设，推动的也是西部基础设施建设，而‘一带’着眼于对外贸易与结构优化，西部地区只是它对外开放的前沿。”
“要想富，先修路”
在各地政府工作报告里，愿望明确，路径模糊，对于该怎么做罕有通盘规划，但相对清晰的部分不约而同都集中在了“铁公基”上。
铁路尤其是国际货运班列，成为“一带一路”最早落地的规划。
有的省份选择利用已有资源，例如新亚欧大陆桥、“渝新欧”班列、“汉新欧”和“郑欧班列”等。
也有不少省份选择新开专线：自2013年起，陕西开通了分别开往鹿特丹和莫斯科的“长安号”；甘肃开通了首趟中欧国际货运班列“天马号”；贵州在2015年争取开通“黔渝新欧”货运专列；今年2月底，连云港至哈萨克斯坦的首趟中亚班列也已驶出。
“要想富，先修路”的思维方式不仅曾是国内开发的铁律，在新一轮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仍然奏效。在企业走出去之前，由政府与政府对接，铺垫基础设施，要有路、有电、有信号。
刘英认为，“一带一路”的入手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首先会从基础设施投入开始。目前沿线很多地方的基础设施建设都存在很大发展空间，预计到2020年亚洲地区的基础设施资金将有8万亿美元的资金缺口，而不少当地政府已是负债累累，在基础设施建设上中国比较有优势。同时在建设所需的原材料上，中国也有很多剩余产能。在国内，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基建也是带动其经济增长的引擎。
铺路，就要花钱。此前法定资本1000亿美元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出资400亿美元成立的丝路基金，都在为此做准备。
甘肃省财政厅长张勤和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一带一路”的资金主要靠市场化方式筹集，但争取丝路基金和亚投行也是一个重要方向。“这方面，有一些政策还没有明确，具体如何争取我们也在认真研究，并将积极做好基础工作，争取有一个好的结果。”
国务院参事汤敏提醒，“这笔钱不是白给的，是要还的。”如果做不好，反而会给地方政府带来很大负担。“想得到中央对本地的大量投资，这种想法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期望值不能太高。”
目前，各地都在等待国家级的整体规划落地。
作为中央部委中接近“一带一路”政策的人员之一，在林涛看来，这项工作的最大困难在于协调。“目前‘一带一路’没有统一的部门管理。理论上说，发改委管项目、基建和规划制定，商务部负责对外投资和外贸项目，资金又由财政部或国家开发银行提供，外交部有一套战略性的规划布局，牵扯到‘走出去’，还有海关和外汇管理局的事。”
2月1日，“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亮相，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主持会议。据新华社报道，王沪宁、汪洋、杨晶、杨洁篪以及其他小组成员和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员参会。但该报道未明确组长、副组长的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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