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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带一路网消息：为“一带一路”战略“保驾护航”的有三大机构——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三个机构中，丝路基金最快成立并启航。接下来，这个基金将如何运作？
丝路“梦之队
钱从哪出，人就从哪出，“投资方＋相关部委”的14名高管团队配置，组成了丝路基金“梦之队”。
在刚刚结束的“两会”上，丝路基金有限公司（下称丝路基金）作为支撑“一带一路”战略的金融机构的亮相，备受瞩目。
2015年3月12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记者会上，央行行长周小川携成立仅三个多月的丝路基金董事长金琦高调登场，阐释了丝路基金的投资原则、角色功能等问题。
丝路基金从宣布到成立仅用了短短两个月。2014年11月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丝路基金成立。12月29日，丝路基金正式在北京注册，并于2015年1月6日运营。
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分别提出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随即“一带一路”成为国家战略，在刚刚结束的“两会”上，更是位于三大国家战略之首。
为“一带一路”战略“保驾护航”的有三大机构——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三个机构中，丝路基金最快成立并起航。
丝路基金办公地址位于北京金融街英蓝国际金融中心，目前主要工作人员已经到位。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到，丝路基金目前并未运行项目，仍在多方考察阶段。
作为单边金融机构，丝路基金完全由中国出资，初期设计规模为400亿美元，上不封顶，可视投资效果和需求再增资。首期100亿美元资本金，来源于中国外汇储备以及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国家开发银行。其中，外储出资65亿美元，进出口银行、中投公司各出资15亿美元，国开行出资5亿美元。
而其高管团队已组建完毕，由前央行行长助理金琦掌舵，任法定代表人兼董事长，王燕之任总经理兼董事。今年59岁的金琦，曾在央行国际司、新华社香港分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过；王燕之此前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外汇储备委托贷款办公室主任，曾担任外管局委贷办主任、央行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主任。
此外，丝路基金还配备8位董事、4位监事。其中4位董事成员樊海斌、张勍、袁兴永、刘薇，分别来自于国开行、中投、进出口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剩余4位董事则分别来自于财政部、发改委、商务部和外交部。
“投资方＋相关部委”的14名高管团队配置，组成了丝路基金“梦之队”。从人员配置即可看出，与过去成立的其他国际性基金相比，规格都要高出一级。“钱从哪出，人就从哪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研究院合作研究部主任刘英说。
民生银行研究院院长黄剑辉认为，如此人事结构安排，具有中国特色，也体现了该基金是由国家成立，并支持“一带一路”建设的投资基金，并非纯粹市场化运作的基金。
据亚洲开发银行测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需求量巨大。即便算上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各国政府和企业、亚投行、丝路基金，资金缺口每年仍达五千多亿美元。
“安哥拉模式升级版”
实现“借、用、管、还”一体化运作。
作为中国金融出海的新代表，和过去以进出口行和国开行成立的大大小小几十个国际性基金相比，丝路基金在项目选择和运作方式上都将有所不同。
在3月12日的记者会上，金琦说，丝路基金将以中长期股权投资为主，投资于基础设施、能源开发、产业合作和金融合作，尤其要重点支持国内高端技术和优质产能的“走出去”。
丝路基金未来将首先选择哪些国家、哪些项目，目前并未有清晰的蓝图。金琦公开称，“一带一路”没有严格的地域界限，“只要有互联互通的需要，丝路基金都可以参与相关的项目。”
从中国领导人出访中可以看出，“要想富，先修路”的观念被多次推广。多位业内专家认为，丝路基金将会优先部署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此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也将会逐步跟上。
具体到先投资于哪些国家，复旦大学金砖国家研究中心副教授朱杰进说，“很简单，看看去年互联互通对话会上哪些国家来了，包括老挝、蒙古等，很可能就会先投资于这些国家。”
在具体运作上，周小川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外界可看它为PE，但是比一般PE回收期限更长。从回报率来讲，要求不一定高。
一位长期观察海外投资的金融专家认为，丝路基金跟中投有类似的地方，可以称为“第二中投”。但是中投没有特定目标，丝路基金目的、投向更加明确，服务领域、目标比较清晰，是一个专业化的战略投资主体。
中国的海外投资经验实际并不少。过去，国开行和进出口银行曾探索过多种模式。曾在国开行研究院工作过多年的黄剑辉介绍，一种模式是把“有直接现金流的项目和没有直接现金流的项目”进行捆绑、整合，综合还款，被业内称为安哥拉模式。
2002年，安哥拉内战结束后，中国开始向安哥拉输送技术和资金。2003年，中国提出以能源换项目，并为其提供45亿美元贷款，帮助安哥拉建设基础设施。这种模式由中国借款给外国政府修建基础设施，对方用资源抵押，或者让中石油、中石化拥有资源开采权，从而为没有现金流的基础设施贷款提供还款保证。
另一种模式是以贷款换资源，以中俄石油管线项目为代表。2008年，中俄石油管道谈判决定，中国提供贷款支持建设中俄石油管线，建完之后，俄罗斯为中国输送约定的石油。这便是以贷款换资源。
在黄剑辉看来，丝路基金以股权进行投资更具有控制力，对方国家可以拿土地和沿线资源来入股，双方联合发起成立“基础设施发展公司”，以公司作为融资主体，同时负责基础设施建设、融资还款等，构建一个金融机构和实施主体两端连接的闭环。
这样就实现“借、用、管、还”一体化运作。“是安哥拉模式的升级版。”黄剑辉说。
中非基金镜鉴
无论中非基金还是丝路基金，面临的最大障碍都是如何争取当地政府的认可。
与丝路基金相似的多边政府合作基金在中国并不鲜见，而学界经常将2007年成立的中非发展基金（下称中非基金）和丝路基金作比较。
中非基金规模50亿美元，由国开行全资设立并运营，目的在于支持中国企业在非洲开展合作项目，也是国内唯一一家针对非洲的投资基金。
中非基金副总裁杨爱武曾在1月份透露，截至2014年底，中非基金已决定对34个非洲国家的80个项目进行投资，决策投资近30亿美元，实际出资近24亿美元。
中非基金目前运作的项目多集中于农业、电力、工业园区建设等领域，比如加纳电厂、马拉维等国的棉花种植加工项目等。
据知情人士透露，七年过去了，中非基金原定的投资规模50亿美元，目前已经落实的仅一半左右，不算很顺利，无论中非基金还是丝路基金面临的最大障碍都是如何争取当地政府的认可。
在中国亚非协会理事、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赵昌会看来，中非发展基金（China-Africa Development Fund）是中国用于非洲的投资基金。但严格来讲，虽然冠名为“中非”，实际上非洲国家的参与度低。
这一点，或许正是冠名不当或翻译错误所致。
想当初，如果中文名称定为“中国非洲发展基金”，英语名称为 China Development Fund on Africa，就完全可以避免歧义和误解。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西亚非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张春认为，中非基金之所以推行缓慢，更多是技术、法律和项目论证等方面的原因。
张春分析，中非基金遇到的问题是，有些非洲国家对一些项目没有相关法律规定，也没有先例，所以往往也参与不进去。
对于丝路基金如何避免重复中非基金的问题，在3月12日的记者招待会上，金琦给出的答案是——对接。“投资首先要与各国的发展战略和规划相衔接。”这就意味着，中国将与对方政府共同决定是否建设项目，而不是一厢情愿的事情。
潜在的风险
中国周边众多国家都处在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转型之中，未来形势潜存很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过去，中国海外投资一些项目以失败告终，往往是不熟悉国际规则、未对当地政治经济环境作出合理风险评估所致。
丝路基金“走出去”，同样会面临国别风险、地缘政治风险、经营风险、市场风险等各类风险。“其中，最需要防范的是国别风险。”刘英说。
从地区看，泰国、柬埔寨、缅甸、越南一带风险比较大。此外，中亚地区很多国家，如阿富汗、巴基斯坦，下一步政治局面难以预测，而这些国家都是“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
“有些国家不清楚我们要干什么，要达到什么目标，他们能从中获益与否，并担心经济上会依赖中国等。”张春说。
中国社科院世经所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室主任冯维江认为，一般PE面临的风险，丝路基金都可能遇到。尤其是一些项目如果按照国内的“打法”，可能在其他国家就行不通，需要严格按契约办事。
除上述风险外，收益是各方都普遍关注的问题。丝路基金既要服务于国家战略，又要以商业化模式运作，这似乎存在一种天然的“矛盾”。
周小川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一些期限比较长的项目，初期可能拿不到回报，但到了后期，回报可能会比较稳定。
冯维江认为，控制和化解风险，一是借鉴现有国际开发机构的风控与治理机制，完善项目契约；二是与国际主要开发机构与发达国家重要私人部门合作开发，形成利益共同体；三是建立有力的跨国协商机制，保证丝路基金的项目契约能够得到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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